研究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随着青少年触网率的提升，因沉迷游戏、大额充值等引发的热点新闻层出不穷，而部分游戏在青少年模式下还频繁出现涉黄涉赌等不良信息。
如何保护网游中的未成年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首次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出明确规定。多位专家表示，设立专章有助于社会各界各司其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但游戏平台应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完善主体责任，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
防沉迷系统轻易绕过
建议强弱认证相结合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未成年网民上网活动中，排在前三位的是网上学习（89.6%）、听音乐（65.9%）、玩游戏（61.0%）。
相对于前两项，孩子玩游戏上瘾无疑最令家长头疼。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对超过800名家长问卷调查显示，71.1%的家长担心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其实2007年开始，教育部、公安部等八部委就在全国推行网游防沉迷系统。去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通知》进一步规定，每日22时至次日8时，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法定节假日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累计不得超过1.5小时。
然而，当被问及防沉迷系统是否有效时，有54.2%的受访家长认为防沉迷系统“存在很多漏洞”，有38.1%认为防沉迷系统“流于形式，无实际作用”。南都记者对20款热门手游体验测试也发现，这些游戏虽已上线实名认证制度，但审核严格程度不一，未成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使用长辈、第三方账号登录，或通过网络搜索/购买证件号认证等方式轻松绕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坦言，目前防沉迷系统的身份验证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比如用户实名注册的信息是否属实，注册人和使用人是否为同一人，游戏平台对用户在游戏过程中的监控相对较弱等等。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网络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建议，根据不同场景和安全风险，设置不同强度的实名认证。较弱的实名认证如手机号、身份证号；较强的实名制如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甚至手持身份证号照片；最强的实名认证则需要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来确认身份信息。
“用户进入游戏时对其进行弱验证，作为进入游戏的基础；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如果用户的行为模式高度疑似未成年人，再进行人脸识别等‘强认证’。”不过，刘晓春强调，使用人脸识别要证明其必要性，不能过度使用。
一直以来，防沉迷系统中的身份认证和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都是争议焦点。长期关注游戏产业的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孙磊认为，韩国的网络身份识别方案“i-PIN”或许值得参考。“i-PIN码相当于一个加过密的身份证号”，它对应的身份证号只有网安部门和用户本人知道。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出现了信息泄露，泄露的也只是加过密的身份证号。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建议除身份证实名制以外，可以在遵循现行法律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添加人脸识别等检测环节，整个认证过程在系统和客户的移动端上操作，保证数据处理的“可用不可见”，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提升实名认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除了身份认证，田丰告诉南都记者，国外很多网络游戏采取分级制度，游戏会备注适合哪个年龄段。另外，法律方面也会对未成年人游戏进行区分，如果给成年人提供游戏的服务商向未成年人出售游戏，将受到处罚。
南都记者注意到，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专章第七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登录网络游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适龄提示，并采取技术措施，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
中国音数协副秘书长兼游戏工委秘书长唐贾军透露，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建设统一的实名验证平台，为游戏企业做好防沉迷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另外，一些游戏企业也在逐步加强对未成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审查工作，加强了二级巡检等保护措施，即通过未成年人的交谈、行为方式和登录时段等因素，再次判断玩家身份。比如玩家经常在下课、午休时间频繁登录，可能会被判断为未成年人。
对于网络游戏适龄提示，唐贾军表示，此举“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玩家及其监护人选择游戏，还让游戏企业的管理多了一个考核，对监管来讲也多了一个抓手。
充值漏洞或因企业放任
应设退款处置绿色通道
对于心智尚不成熟、风险意识较为淡薄的未成年人来说，沉迷游戏还可能对家庭财产安全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网瘾少年玩游戏两个月挥霍16万”“11岁孩子玩手游等花光40万卖房款”“明上网课暗打游戏，孩子花几万元买装备”……近两年来，未成年游戏玩家大量“氪金”的新闻屡见报端。
南都记者注意到，《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仍有游戏平台允许未成年人在某些板块无限制充值打赏。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旭坤指出，游戏平台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落实对未成年人的充值限制。对于违反规定者，各地出版管理部门应责令限期改正，要求游戏下线，甚至吊销相关许可。
刘晓春认为，如果游戏中有一些较易发现且普遍存在的充值漏洞，“就是游戏公司放任的主观意识所导致”，因为就算不在防沉迷系统下，且无法识别未成年人身份，平台也不能完全推脱掉自己的责任，因为实际还是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识别未成年人身份。
另一方面，一旦钱进入了游戏平台的“口袋”，再退回来往往没那么容易。南都大数据研究院问卷调查显示，有26.59%的家长遇到过未成年人大额充值但退款失败的情况，只有14.63%退款成功。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董学敏透露，“此类纠纷非常多，但真正起诉至法院的不多，大部分都是调解结案”。她解释说，在司法实践中，拿到未成年人消费事实的证据是比较困难的。有些孩子用父母的手机进行转账充值，有些孩子的充值微信号是用父母手机注册的，给事实认定造成很大困难，通常平台也会基于此进行抗辩，拒不认可未成年人消费的事实。
平台和家长的责任如何分配则是另一个难点。董学敏提到，在她审理过的一起案件中，家长曾告诉过孩子自己的微信支付密码，最终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法院应予支持。
吴沈括认为，游戏企业应承担完善游戏充值系统的主体责任，同时应完善虚拟财产的保护措施，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针对未成年人巨额充值退款设立合理的处置办理绿色通道。
“游戏内容管理，大企业应更有作为”
除了游戏上瘾，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很多网络游戏还暗含其他隐患。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游戏的某些板块存在涉黄涉赌信息，或者为色情、赌博网站引流的现象。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表示，通过网络游戏植入的色情、暴力信息更具有隐蔽性，不容易被监管到，“裹着游戏的外衣”可能对孩子的杀伤力更大，容易引发效仿行为。如果企业想要可持续性的发展，应该向未成年人屏蔽色情暴力内容，“只追求一时的流量，实际上是比较短视的做法。”
田丰认为，“多数企业都有相对成熟的文字、语音识别技术，识别涉黄涉暴内容并非难事，但考虑到成本及用户体验，企业往往不愿投入过多”。他指出，这些不良信息并未在网络中公开出现，而是在游戏内部流转，是即时的，所以能够直接管理涉黄涉暴内容的只有平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涉黄涉暴信息的泛滥，是游戏企业纵容和不作为的结果”。
刘晓春也表示，平台是有能力防范、发现、禁止不良信息在游戏内发布、传播的。
南都记者注意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专章第七十五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适龄提示，并采取技术措施，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
吴沈括告诉记者，游戏平台作为网络运营者，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对于违法违禁信息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和隔断措施。他建议，“（游戏平台）需要积极研发和运用科技手段，筛选过滤不良信息，筑立起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火墙’”。
游戏受众中，未成年人占比不低，他们对网络不良内容的防范能力较低，更加容易受到诱惑和侵害。田丰认为，游戏平台应对游戏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加强内容管理，利用先进的语音、文字识别技术对流转的内容进行即时审查，杜绝侵害未成年人信息的发布与传播。他坦言，“在游戏内容管理上，大企业应更有作为”。
除了主动巡查、过滤、监管外，刘晓春还建议游戏平台健全相关的举报反馈机制，根据使用者的举报及时屏蔽、消除不良信息源头、阻断传播途径。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政策研究报告》也提出，应对网络经营者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可按照其营业额的一定比例设定罚款，或者通过修订刑法对持有儿童色情信息的行为作出处罚规定，以提高违法成本。
针对游戏平台不良信息泛滥问题，除了平台担责外，专家们还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网络信息生态监管，净化网络空间；家长和学校应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并增强其网络法制观念，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游戏。而对于不良信息的举报机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仅仅依赖平台是不够的，应该有第三方参与，他建议应该跟司法系统联动起来，即平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诉至法院。
多方共治，保护网游中的孩子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游戏平台也纷纷采取了预防措施。自2019年1月起，网易在15款手游产品中陆续上线防沉迷系统，并同步升级“网易家长关爱平台”；腾讯于2020年6月再度升级游戏防沉迷系统，在游戏登录和支付两种场景中发起人脸识别验证。
“从平台层面来说，目前的一个问题是找到经济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平衡点。”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刘更超直言。而田丰则认为，企业最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在技术上实现全过程监控。比如每次登录都要求语音或人脸识别，辨别未成年人；二是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是对父母、学校宣传玩游戏的好处和沉迷游戏的坏处。“完全依靠防沉迷系统以及各种各样的防充值机制，是不太现实的”，他说，“未成年人绕过平台的防范机制往往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有多位专家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共治。只有家庭、学校、企业、政府等相互配合，才能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在孙宏艳看来，家庭是预防未成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第一道防线，在孩子接触游戏之前，家长可以进行协商、引导，并订立规矩，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主动性和自制力。
“很多家长和学校对于游戏的看法是负面的”，孙磊认为，强制性地不让孩子玩游戏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孩子“躲起来偷偷玩”，实际上玩游戏的时间反而更多。孙磊认为，家长和学校应该引导孩子玩适合他们的游戏，并学会合理分配玩游戏的时间。
除了营造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刘更超还建议，学校在开展计算机相关课程时，可以把一些网络安全、网络责任相关的问题通俗地融进去，对孩子予以引导。唐贾军也建议，把发展心理学融入孩子的网络教育中，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南都记者注意到，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网信等政府部门应定期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宣传教育，监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义务，并指导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互相配合，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疫情之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纠纷，整体是一个井喷（式）的趋势”，董学敏告诉南都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章节，说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问题十分突出。法律出台后，将明确平台、家长等各方的法律责任，方便“一对一”地改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工作顾问、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佟丽华也表示，新设专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助于厘清社会各界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职责。
唐贾军将网络游戏中的未成年人保护称为“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通力配合。他透露，目前已经启动了适龄提示的试点工作，下一步，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还将制定游戏分类、家长监控平台等更多标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