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张凤举的“糊涂双簧”

　　□ 张向东

周作人一生用过多少个笔名，恐怕谁也说不清。连他自己都感慨说：“我的别名也实在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周作人为何经常变换笔名？其动机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好奇、好玩；二是出于职业和论战的需要。周作人以生僻的笔名发表的作品，大半是“骂人”的。而他又是个绅士气颇重的人，于是他的这类文章经常以变幻多端，且十分生僻的笔名发表。

周作人1926年3月以笔名子荣发表在《国民新报副刊》上的和公苌所演“糊涂双簧”，即是涉及与胡适、丁文江等人之间是非恩怨，而采取的迂回曲折的论战方式。

1926年3月11日、13日《国民新报副刊》连载了署名“公苌”的《糊涂账》，作者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英国驻天津记者乌得黑(即伍德海(1883-1959)Henry George Wandesforde Woodhead)感慨中国“明白人”(“高等华人”)太少，引出话题，讽刺加入“皇英政府办理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成员。因为公苌的《糊涂账》一开头便说：“子荣君和我的糊涂是见于经典的”，于是便有了3月16日发表的这封署名子荣的《糊涂双簧》：

糊涂双簧(《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第91期)

子荣

公苌兄：

承你在《糊涂账》里提起我，这实在是很荣幸的事，因为你用了我们(还是应该说咱们呀，照北京的说法？)来起兴(去声)，兴出那班大英帝国鉴定的高等华人来。所以，我可以说是与有荣焉了。但是，你虽然知道我(们)的糊涂见于经典，却未必知道我的乃是蒙那大英帝国鉴定的高等华人所鉴定的罢？这件事情是出现在五卅流血，已发现了甲乙丙几位高等华人以后，我偶然介绍一个与乙高等华人闹过意见(自然是为了那上海叛逆事件)的教天文的朋友，甲高等华人遂鉴定我为十足低等而宣告曰：“某人是极糊涂的人。”虽然我的受知师不是大英国的鸟得黑，我总也还算有荣誉，若同那些还够不上高等华人的品题的同胞们一比较，喔，这大约可以说是骑驴的与挑脚汉之比欤？

皇英文化要布施给我们了，这总是应该感激涕零的，无论他怎样布施，或是外国火腿一双，或是月薪百镑。据大日本的报说，从前明治大帝家里的那一位啊，到上野动物园去的时候，猴子都感天恩而泣下，我们忝为“衣周公之服”的“狙”，(见张公之江整顿学风鱼电中，有人说他不愧为文襄公之难弟云，)况且里边又出过几只“高等”狙过，那么自然应当更知自奋，知道感谢了。我想这月薪与外国火腿都是万不可少的，倘若没有火腿，也就没有月薪了。该月薪出于皇英文化事业恩款，而恩款即出于拳匪赔款，而该拳匪则又承爱伏生(“五卅”惨案中下令枪杀中国群众的英国捕头——引者注)鸟得黑诸公的先德用棍子打出来，用脚踢出来的，此其一；该月薪系恩赐高等华人者，而该华人之得称为高等则因为在上海叛逆的时候能够力唱“低调”的缘故，而该上海叛逆则又承爱伏生辈用棍子打出来，用脚踢出来，而复由爱伏生自己用枪弹剿平的，此其二。呜呼，此其因缘可深长思矣。有一个久在周玉帅幕下的老孝廉听我讲这件新闻之后，即取出嘴里的旱烟袋，口占七绝之下联曰，“可怜上海滩头血，换取黄金作俸钱。”此翁盖亦是低等华人也。他有一个孙子在上海作“洋行小鬼”，也是赚的洋大人的钱，不过那不是与庚子乙丑事件有关的有点血腥气的东西，倒也还罢了。

倘若委员会里的高等英华人肯收受低等华人的条陈，我倒有一点意思，请他们卖出一半扩充租界，以一半送人往英美留学。补助教会却可以不必，因为你看传道这许多年竟没有造成一个半个高等华人可以作柱石的，这成绩多么不佳，哪里比得上留学。说不定，我想得出这种好意见，或者已经有了中等华人的资格了。不要高声，让我去请鸟得黑大老爷鉴定一下看。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子荣再拜。

(记者记：公苌君另有回信，下期当代发表。)

《国民新报副刊》发表子荣的这封“糊涂双簧”后，接着发表了公苌的下面这封回信。

糊涂账(《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第93期)

公苌

子荣兄：

手书从天外来，实演“双簧”，喜慰至不可言。

所论各节“几无一个字不赞成”的，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罢。若然，则天下多的是糊涂人——即低等华人——我想对于你请皇英庚款委员会里的高等英华人拿一半钱去扩充租界，一半钱去派遣英美留学生的条陈，他们一定也愿意和我一样，加入签名。向皇英庚款委员会上条陈，这是多么光荣的事！而况条陈的内容又是一方面为高等华人谋幸福，一方面把低等华人改造为高等华人！人虽糊涂而低等，求长进，学好的心思总还是有的。狗和猫还爱吃好的呢，“狙”又何能自外。

不过谈到“狙”就想到你信里所指那位张文襄公的难弟。据说张之江公的整顿学风鱼电是上了部下的当，现在此公已经后悔了。这倒也罢。本来先民有言，“捕风捉影”一类的事是谁也办不到的，何况补来之后，还需加一番整顿呢。从前有一个先生因为学生放屁太多，心滋不悦，乃下令限一日之内将屁捉出来，否则笞臀五十示惩。学生大窘，索屁急，但遍搜不得，几绝望，夜深始将一荷叶小包至。先生问曰：“这是什么东西？”学生惨然对曰：

屁是一阵风，一去永无踪。

捉屁捉不到，捉到屁祖宗。

先生大喜，连呼“有出息，有出息！原来还有屁祖宗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结果不消说很圆满，学生的尊臀挨了一百。

所谓“整顿学风”也就是如此，不过放屁的和捉屁的不是一个人物罢了。

以上两信涉及的人事比较浮泛，且多为含糊的影射。但有一个核心的话题是对加入“皇英庚款委员会”的“高等华人”的嘲讽。据查，在周氏兄弟二三十年代的文章中，“高等华人”是仅次于“正人君子”的一个专指其论敌的代名词。鲁迅《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4日条下即有这样的说法：“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由此可见，“高等华人”是1925年出现的，而且是“两三位”(子荣信中为“甲乙丙”)，在周氏兄弟这个圈子里基本是“共识”。那么史实究竟如何呢？

1926年2月，“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中中方委员三人为胡适、丁文江、王景春(此三人中，王来自外交界，似乎和周作人等无甚瓜葛)。“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推荐在1925年即已开始，胡适、丁文江还曾为此极力运作，而且他们都在“五卅”惨案中的言论招致进步人士的不满。

子荣信中所称“该华人之得称为高等则因为在上海叛逆的时候能够力唱‘低调’的缘故”，即指丁文江在“五卅”惨案后所发表的《高调与责任》一文。丁文江认为“五卅”惨案后的罢工罢市、抵制英日货等群众反帝运动，都是“我们的知识阶级最喜欢唱高调不知道负责任”表现。在丁文江的言论招致广泛的批评后，胡适为此出面调停、为丁文江解围。

我们看周作人1925年在《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便知道他对“五卅”事件的态度与胡适、丁文江等的不同了。

尽管和胡适的私谊不错，但周作人对胡适在溥仪出宫、倒章(士钊)运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等重大事件中的表现，甚为不满。所以周作人只能对他含沙射影地批评了。

另外上述两信中都谈到的“狙”，子荣信中已注明是出自张之江整顿学风鱼电中(原文为1926年2月6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临时执政段祺瑞电所说：“今则遽腾盲瞽，喜为荒唐恣肆之说，以其诙诡幻怪之闻，抨击国学，不遗余力，如衣狙以周公之服，必挽裂尽去而后快。”)。周作人之所以佂引这一典故，是因为他自1925年以来，尤其是在女师大事件中，与章士钊积怨颇深。所以张之江自1925年以来与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之间关于整顿学风的往来函电，他都十分关注，并且以《整顿学风文件》为名，悉数编入1926年3月22日的《语丝》第71期中。

子荣信中说，他介绍一个与乙高等华人闹过意见的教天文的朋友，甲高等华人遂鉴定我为十足低等。甲乙高等华人应为胡适、丁文江，但周作人的朋友中教天文的是指谁呢？这个线索很重要，但目前难得索解。

我们判断此信的作者子荣即是周作人，一是此前他已用过此名，二是此信的文体风格、内容观点，都与周作人若合符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既然子荣的信发表时冠以“糊涂双簧”，而且在内容上与公苌的前后两篇“糊涂账”相呼应。很显然，这个与子荣演“双簧”的公苌，不是两个普通作者在刊物上的“偶遇”，而是熟人之间的精心策划。

要知道公苌是谁，先得从《国民新报副刊》这个刊物说起。《国民新报》创刊于1925年8月25日，是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发行的一份机关日报。《国民新报副刊》创刊于1925年12月5日，1926年7月停刊。《国民新报副刊》分为甲刊与乙刊。乙刊登载文艺作品，每周二、四、六出版，每期只有四页，发表两到三篇作品，由鲁迅与张凤举轮流主编。

发表《糊涂双簧》的即是《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由于众所周知的周氏兄弟的“失和”事件，周作人在该刊发表作品，不可能经鲁迅之手。周作人1926年1月28日首次在《国民新报副刊》以“岂明”发表《日本的恩惠》，同期便有张定璜(即张凤举)的《一个感想》。这就基本证实了周作人在《国民新报副刊》从一开始发表作品，便是经张凤举之手的。

子荣的《糊涂双簧》后有编者按说：“公苌君另有回信，下期当代发表。”子荣的信里并无对公苌的辩难或质疑，而且《糊涂双簧》正在编辑中，编辑何以知道公苌另有回信。而且我们看下一期中公苌的《糊涂账》，也只是浮泛的一唱一和，并无实质性的回应内容。而且下一期公苌信中开头便说：“手书从天外来，实演‘双簧’，喜慰至不可言。”这句半真半假的夫子自道，说明公苌和子荣之间的通信，不是两个作者之间有实质意义的争论、辩难，而只是浮泛的“附和”，实为精心设计的对“敌”斗争策略。所以据此推测，这个公苌，就是当时与周氏兄弟都过从甚密的张凤举。而“公苌”的含义，据我推测，即是凤举之姓“弓长”张的谐音的改头换面，以便遮人耳目。

子荣的答信之所以名为“糊涂双簧”，而公苌又能对“双簧”这一“典故”心领神会者，是因为周作人是“五四”文学革命中钱玄同、刘半农所演“双簧”的策划者之一。而张凤举肯定对此耳熟能详。

周作人在1957年曾回忆说：“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正因为张凤举是“两面拉拢”，所以不愿暴露身份。

也许胡适早已认识到周氏兄弟对他的不满，也与张凤举的“挑拨离间”有关，他在鲁迅逝世后给苏雪林的信中，将张凤举称为“小人”：“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

尽管周作人推崇“平淡冲和”的境界，也给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的绅士印象，但“浮躁凌厉”的“流氓鬼”是他思想和个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面，这尤其表现在他与章士钊、陈西滢等的斗争中。在与敌论战过程中，出于各种人情世故方面的顾虑，他有时不得不迂回曲折、含沙射影，但也难掩其“流氓鬼”的棱角与锋芒。他与张凤举所演“糊涂双簧”，即是他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我们通过这些为他自己所精心“伪装”的文献，可以看到一个更全面、更本色的周作人。

张向东，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导，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著有《民国作家的别材与别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