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武汉人:
老婆重症在雷神山吸氧 丈夫志愿在社区运病人

社区志愿司机谢珊红。

谢珊红在转运病人。 南都记者 吴斌 摄
一个女人在视频那端无力地接听了一个视频电话,吐出一个“喂——”她躺在病床上,头发凌乱。手机屏幕里的她,脸色深红,说话吃力。她的眼睛肿胀,睁不开,即使睁开,也只是一条细细的缝,鼻孔里还插着两条细的透明塑料管子。她在吸氧。
视频这边,男人语气平静,眼神温和,问女人,“好些没有啊?”他穿着白色的轻质防护服,干完了半天的活儿,把拉链拉开,露出里面的黑色薄棉袄,透个气。脸上还戴着白色的防护口罩。
女人告诉他,“头晕,头很痛。不想吃饭。”男人劝她,说什么都要吃一点。她还抱怨他给她买牛奶,就应该买她喜欢的,平常在家就不怎么喝原味牛奶。男人答应,下次一定给她买酸奶。
武汉前一天下了雪,上午的阳光慢慢化了雪,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街区的铁皮屋檐上。商户歇业闭门,街上没有人,这个瞬间的武汉却有点吵闹。
社区志愿司机
男人名叫谢珊红,50岁,生于1970年,是一位退役军人,年已半百,沉默寡言的他中等身材,身姿挺拔,穿一双黑色运动鞋。套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他一头黑白相间的灰发和一脸皱纹被遮盖,反倒令他显得更加年轻了几岁。
病床上想喝酸奶的那个女人名叫喻芳芳,疫情爆发前在一家幼儿园做后勤总务,是谢珊红二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她非常喜欢幼儿园的工作,曾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幼儿园生活老师。
武汉封城后,谢珊红的一位战友加入了车队志愿者,往火神山、雷神山接送工人。两座临时医院的建设夜以继日,车队志愿者也马不停蹄。谢珊红问朋友,自己也有A1驾驶证,需不需要帮他顶几天班。朋友说,“不用,社区车队也在招人”。
谢珊红回家和喻芳芳商量,得到妻子的支持,第二天就报名,随后被分配到江岸区一元街街道办担任社区车队司机。这个岗位并不容易,司机直接接触患者和疑似感染者,他们站在比社区一线工作人员更加一线的位置上,有时候需要独当一面。不仅仅是面对可能因为接触而感染的风险,如果有环节没有安排好,司机就会直接成为患者和感染居民的“出气筒”。
谢珊红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24小时备勤。南都记者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院子里遇上谢珊红的,当时他正受命送6位疑似感染的医院临时护工去附近的隔离点观察。
那天的好消息是,妻子终于有了床位,住进了雷神山。
随着应收尽收政策落实,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集中收治,谢珊红的工作量也不像一周前那样饱和。2月16日上午,谢珊红只出了一趟车,他开一辆尚未上车牌的江铃牌白色小面包,接了这个街区的6位居民,把他们送到了附近一家作为隔离点的快捷酒店。
“刘先生吗?我是社区的,要接你到隔离点去,你在家里把平时用的物品收拾一下,要带好被子,隔离点的被子不够了。我们马上来接你过去。”
谢珊红已经练就了一套熟练的工作方法。为了尽快将患者接到,避免患者烦躁地等待,他在等前一个患者下楼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下一个患者,让他们收拾东西,准备好下楼。他准备了两部手机,一台专门用来联系患者;还有一台专门用来导航。附近汉口老城街区,马路窄小,多单行道,兜兜转转。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必须备一台手机导航。“少出门勤洗手,戴上口罩才能走”,百度地图里央视主播朱广权的健康提示,一天要听几十遍。
有的时候,他要换成驾驶大巴,从隔离点接送病人去方舱医院或者定点医院。在武汉,刚开始集中收治病人、要求应收尽收的时候,是所有人最忙的时候,社区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尤其大。谢珊红这样的社区志愿者也背负重担。
“你听我说,她得先隔离,隔离再去上报,协调医院治疗。她现在是一个有传染性的人,在家里是不安全的,政府要求是不留一个人,该隔离都要隔离,在家里一个人也不安全。宾馆里什么都有,有送饭。”面对患者的不解,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司机,却在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解释。
这一趟6个患者,至少2个人都属于家庭聚集性的病例。他们有家庭成员已经先于他们入院治疗。
武汉普通的三口之家
谢珊红和喻芳芳两人在汉川老家的工厂相识。1990年,谢珊红参军,成为一名空军航空雷达兵,在陕西省岐山县新兵训练一年后,驻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3年。1994年,他退伍回到了汉川,在一家汽车维修厂当学徒干活,认识了同厂的姑娘喻芳芳,两人相识,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
喻芳芳是在谢珊红去做志愿者后发病的。这时候,家里除了她,只剩下儿子。
开始的时候,她发高烧,全身乏力,干不了活,只能躺在床上。后来,她出现呼吸窘迫,胸闷。喻芳芳兄妹三人全都发病了。哥哥年前已经回到汉川,在汉川发病治疗,妹妹在武汉,还在居家隔离。
妻子染病,谢珊红出不上力,他有点自责,但不说出来,想过回家看望一下妻子,但又觉得社区也需要人,妻子也不让。虽然家就在几公里远,但由于需要接触确诊患者,谢珊红从上岗的第一天起就再也没回家,住进了志愿者临时安置酒店。这本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但是,“没回去,老婆也还是中招了”。
他甚至不能去社区为喻芳芳争取一张床位。因为家在硚口区,身在江岸区,他不能跨区回到原来的社区去。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和喻芳芳视频,在视频里看看她,鼓励她好好治病。
疫情发生之前,谢珊红和战友合伙开了一个小厂,承担工程车辆的维修业务,主要修叉车。一年到头,他都没有给自己太多休息时间。他喜欢唱卡拉OK,性格腼腆的他唱起歌来相当豪放。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谢珊红和喻芳芳会暂时卸下生活的重担,带上大学毕业的独生儿子,自驾回到湖北省孝感汉川老家过个大年,见见许久不见的亲戚、朋友,给他过世的父母上柱香。
现在,计划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喻芳芳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情况很严重,社区医院的医生看了胸片,直接断定她就是重症新冠肺炎,还来不及做核酸检测,就送进了雷神山医院。
喻芳芳在雷神山医院得到了积极的治疗,吸上了氧气,情况开始好转,高烧已经退了,但是胃口十分差,头晕和咳嗽症状依然明显。电话那头,她呼吸十分困难,说两三句话就要咳嗽几声。
没说几句话,谢珊红不忍心跟她继续视频,“行行行,休息休息,看一下你就好。”关掉了视频,谢珊红长叹了一口气,“哎。”
十几年前,两人曾一起南下到深圳打工。喻芳芳开始在幼儿园工作。谢珊红不习惯深圳的气候和生活,决定回武汉打拼,喻芳芳放弃了在深圳的工作,跟丈夫一起回到湖北,拿到了武汉的户籍,成为了武汉市民。
现在只有24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家。一家三口要在三个地方各自奋力地活着。除了担心妻子能否抵抗病毒的冲击,谢珊红还担心儿子能否自己照顾自己。“每天叫他量体温,也害怕他有什么。”
儿子不会做饭,只能叫外卖,谢珊红每天给他打电话,教他做一些简单的饭,大学读书毕业一年还没有找到工作,他想送儿子去参军,去部队锻炼。
疫情结束后的心愿
吃完午饭,谢珊红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到隔离点接5位确诊的重症患者到雷神山医院。这是他第一次去江夏区的雷神山医院。这家临时医院的1600张床位里,有一张躺着他的妻子。
接到了患者,谢珊红在空旷的武汉街头一路疾驰,后车厢里的五位患者,各自都拎着两麻袋行李,沉默不语。为了通风,驾驶舱里的窗户开得很大,风从窗外贯入。
到了雷神山,放眼所见是一片仍然未完工的工地。因尚未完工,雷神山医院边建设边收治患者。谢珊红开的车几次开错了路,走到了还在施工的区域。
不断问路,最终找到正确的路,一辆吊车却还在前方施工,挡住了唯一的那条道,车开不进去。社区同行的工作人员前去和工地施工人员沟通,最终工人们想办法让吊车先开出来,让患者运输车辆先开进去。
谢珊红不愿意给妻子打电话,“她说话的时候咳嗽”,但忍不住拍了一段雷神山的小视频发给她。喻芳芳回复他:“你来了?那你赶紧走,不要在这里逗留。”
过了一会儿,谢珊红还是没忍住跟妻子打了视频电话。
“你怎么还没走啊?”
“病人要送进去才能走,不送进去不能走啊。”
“应该有人跟过来办交接。”
“有啊有啊,他们在交接。”
这时,喻芳芳又开始咳嗽了。谢珊红赶紧安慰她:
“好好好,少说话少说话,看看你就好。我把病人送完就走了,你不用操心了,你把自己搞好就行了。不操心我不操心我。”
这座城市的居民以快意恩仇的火爆性格闻名,但疫情发生,人们也更多注意到武汉人性格乐观、隐忍和坚毅的一面。谢珊红想,等妻子病好了,要带她去新疆转一圈。她一直有个愿望,去看看他当年当兵的地方。但工作太忙没把妻子的愿望当回事儿,从来没有兑现过。这次一定要给自己放这个假。
南都记者 吴斌 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