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我的血浆成功救人 这个方法新冠肺炎也能用

→蔡卫平和医疗团队正在抢救病人。

　　人物　档案

　　蔡卫平

传染病专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专家、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艾滋病学组委员。1983年起从事传染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承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研究。

30多年来，蔡卫平一直奋战在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第一线。非典、登革热、中东呼吸综合征、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埃博拉防控等广州市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收治工作，始终冲在临床最前线。

17年前的2003年2月13日，在广州抗击非典形势最严峻的时段，在一线奋战了近两个月的蔡卫平感染了。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平稳期后，迅速转入大白肺、重症，被紧急转送到广医一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才转危为安。但此次感染，至少让这个身材高大的传染病专家，丢失了20%以上的肺活量。“患病前，能扛着煤气罐上九楼，患病后，爬六楼都会出现气喘。”

17年后的2020年2月中旬，广州抗击新冠肺炎进入最后决胜阶段。同样在一线战斗了一个多月的蔡卫平和他的同事们，要从容不迫得多。重症病人住进了空气层流、负压循环的ICU，最危重的病患随时可以调集ECMO团队、设备予以生命支持。“17年了，我们的软硬件都加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说当年和非典是医务人员在近身肉搏、拼刺刀的话，现在则是用上了导弹。”

2月21日，广东省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传染病专家蔡卫平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两天前，该院一名83岁老人在持续使用ECMO两周后成功撤下了这一设备，情况稳定。

一周时间

一个病区收治变成了一栋楼收治

1月19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就开始接治第一例疑似。“患者从湖北武汉返穗后，持续发烧，轻微的呼吸道症状，肺部影像学检查也比较明显。”1月20日又收到了第二例，22日两例都予以确诊。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非典期间就存在的敞开大门收患者的做法，延续到了这次在第一例疑似出现之后，医院专门开辟了嘉禾院区1号楼1楼作为收治病区。“那里有6间高规格的ICU病房，还有6间三人房，理论收治病患数能有24人。”

就是在同一时期，医院东风院区的感染科ICU团队开始整建制进驻病区，二楼的第二个病区开始筹备使用。一上就是一个ICU团队，避免了多头支援带来的人员、设备复杂，打乱战。“这些都是2003年抗击非典后形成的经验，当年市八抗击非典时，全市很多兄弟医院医务人员都来支援，但不系统，最终形成的合力相对有限。”

一楼12间病房很快收满了，5楼病区也很快收满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新病区开辟速度，走在患者需求的前面。一周左右时间，市八嘉禾院区的1号楼，五层楼、五个病区悉数住满，那里成了全广州新冠肺炎患者最为集中的区域，最高峰时收治的患者数超过190人。

1号楼快要收满时，医院在三号楼又陆续开辟了8个病区专门负责轻型患者救治。广州扛过了疫情传播的波峰峰值后，新确诊病例快速回落，三号楼的轻型病患治疗病区在2月19日关闭，留下1号楼将战斗到疫情完全结束。

重型来了

三集中原则保障了防护装备供应

到了大年初一，1月25日，一例湖北返粤的重症病例出现在蔡卫平负责的1号楼里。“一分钟呼吸频率超过了30次以上，没有高流量氧气支持的话，气促得非常严重，很快就上了无创呼吸机”。

经历了17年发展，广州的医疗，尤其是重症救治能力加强了好几个等级。当年非典时，市八作为定点收治医院，呼吸机都要向兄弟医院借，气管插管时只有几个做纤支镜的医生在操作。经历了17年发展，呼吸机基本可以敞开使用，从高流量供氧到无创呼吸机，再到气管插管、气管切开。设备和专业熟练的操作医生，从不欠缺。甚至是现阶段最高级别的生命支持设备ECMO，CRRT、透析机、人工肝系统，为了重症救治，广州、广东都做了足够的设备储备和人才储备。

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住院高峰时段，20%左右的重型和危重症病患，都有足够的呼吸支持、氧疗设备。最高峰期的一天有4名危重患者同时用上了ECMO。

和设备进步一样，自上而下对于院感防护的重视，尤其是广东将患者、医务人员、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一起的三集中原则，保障了临床救治一线对于防护物资的供应。同时还可以腾出手去支援湖北。

“上第一个呼吸机时，我们的操作医生是全套防护服，加上正压头套。那意味着操作医生的头颈部被太空服一样的透明头盔包裹着，拥有与外界环境几乎隔绝的呼吸阀。异常彻底地将医生、护士保护起来了”。蔡卫平经历过2003年的那场搏杀，“为第一个重症患者进行ECMO置管时，操作医生同样做足了防护，那需要切开患者的股动脉，也会有血液飞溅。”

17年前蔡卫平感染时，用的是普通棉纱口罩和布制防护服。口罩没有金属压条，鼻翼处有三角形漏口，棉纱材料最后从6层加厚到12层，依然渗水，不能预防飞沫。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抗非一线的医生真的是和病毒在近身肉搏。防护设施简陋和对疾病认识不足，医务人员就是用皮肤和结膜在对抗SARS冠状病毒。”

　　 焦 点

　　A

　　血浆治疗有那么神？　是的，悠久的治愈系疗法 非典后期也用过

蔡卫平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我国新冠肺炎的诊疗已经出到第六版方案。这一方案明确了康复期患者的血浆可以治疗快速进展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当人类在面对尚无特效药的传染性疾病时，发现了恢复期患者的血浆，能够有效地帮助现症患者康复”。

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室验证，也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人类感染了某种病原体而生病，尔后自己能够产生针对这种病原体的中和抗体。“我们说急性病毒感染往往能自限（通俗理解为自行愈合），那其实就是中和抗体打败病毒，并将它彻底消灭的一个过程。”

奇妙的是，某种病毒性疾病恢复期患者的血液里，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拥有一定数量中和抗体。医学界在将恢复期患者的血液进行安全检测（排除艾滋、乙肝、丙肝等传染病），经过一定灭活处理后，形成了康复者恢复期的血浆。再输注到感染同种病毒的患者体内，结果发现了很不错的抑制病毒效果。

现在面对高致病性传染病时，如果不能及时找出抑制病毒的有效药物时，仍会使用这个方案。“远一点，在非典时期，我们采用过。”蔡卫平作为非典重症患者，在康复之后第一时间捐献了自己的血液，用于制备恢复期血浆。虽然按照双盲原则，一般捐献者并不知道受捐者的具体情况。可当时捐献时，已经明确是冲着北京的一位医生同行去的。蔡卫平实际上知道自己的恢复期血浆用在了这个SARS危重症患者的身上。“后来知道这个同行的病情有好转，最后还康复了，心里还挺高兴的。”

后来，广东医学界在治疗高致病性人感染禽流感病患时，同样用到了这一方案。“病死率比SARS还高出很多倍的禽流感重症患者，最后也因此得了康复。”

蔡卫平表示，康复期血浆治疗，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献血员甚至可以在血型不相合时使用，也不需要像新药研发那么长的周期，能够快速投入到临床救治一线。但这种方法只能是应急之举，日后研发出抗病毒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或者药物以后就不会再使用。

　　B

　　核酸检测还准么？　理论上准确率超过80%，关键还是靠采样

核酸检测准确性，一直饱受争议。一些疫情重点地区的核酸检测准确率低于50%，明明是患者，却因检测原因被错过的现象多了，呼吸重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甚至呼吁在重点区域，要用上CT来配合诊断。

蔡卫平表示，类似的情况，在广州的临床上也时有发生。“应该说，和SARS、MERS这些冠状病毒比较起来，新冠病毒在患者身上隐藏得会深一些，普通的咽拭子检测可能难于捕捉到病毒的痕迹。但在患者的痰液、肺泡灌洗液中，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就高很多。”

可是如果咽拭子取样时深入患者喉部太深，往往又容易引发患者的咳嗽、干呕等反应，加大取样医生的暴露风险，“培训好取样医生的采样技能非常关键。”

与此同时，现阶段国家批复的核酸检测试剂有六家，不同试剂的侧重点会有不同，检测结果也会存在差异，“所以在排查时，建议不同的医学实验室之间开展联合检测，使用两家不同公司的试剂相互印证。尤其是有明确流行病学史但核酸检测阴性的人”。

此外，不同病程的患者，病毒聚集的区域存在差异。早期患者的上呼吸道病毒比较集中，咽拭子比较容易检测到。而感染的中晚期上呼吸道病毒不那么集中，可能就检测不到。

“核酸检测的总体准确率，肯定是在80%以上的。对于临床上高度怀疑的患者，我们也建议通过核酸检测加上抗体检测的方法来进行确诊。毕竟对于一个感染者而言，他的体内迟早总是会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

　　C

　　患者康复是真的吗？　广州有个别出院病人核酸检测阳性案例

频频出现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病毒核酸检测转阳性的问题，也备受关注，作为传染病专家的蔡卫平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

蔡卫平表示，随着广州市出院病患的不断增加，目前该院也已对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开展随访，并专门成立了随访门诊，明确要求在随访的7天和14天分别检测1次核酸，既有咽拭子，也有肛拭子。

通过随访发现，在广州也有少数患者出院后肛拭子核酸检测转成阳性的病患。“有可能是出院者体内依然还有病毒或者是病毒基因片段，是否具有传染性还不能确定。新冠病毒是新的病原体，我们的认识还有一个完善过程。”

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出院病患的随访过程同时加做了肺部影像检查，CT提示，他们的肺部炎症在改善，还没有看到再加重的。这种现象不能算是复发。在他看来，肛拭阳性提示的是患者大便样本里存在病毒基因片段或病毒，目前认为新冠病毒存在粪口传播可能，但相应的干预手段还是好操作的。“在那么多的传播途径中，单一的粪口传播疾病是比较好控制的。比如勤洗手、盖好马桶盖再冲洗厕所等等。”

　　 Q & A

　　新冠肺炎可能会成季节性疾病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疫苗

南都：您参与过SARS、MERS和新冠肺炎的临床救治，都是冠状病毒，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递进关系？

蔡卫平：三种传染病的病原体都是冠状病毒，但呈现出来的特点确实一个比一个狡猾，传播的代际能力一个比一个强。比如SARS，2003年来过一波大流行，2004年有过一次小范围流行（感染者为5人，全治愈），2005年有过一次实验室感染。这之后就彻底绝迹了，没有再在人际间发生传播。这说明SARS病毒的适应能力比较差，三板斧过后就在自然界失去踪迹了。

南都：MERS和新冠病毒的传播力会更强吗？

蔡卫平：到了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时，病毒显然狡猾多了，沙特等中东国家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发现在当地的传播能力不是很强，至多造成三代左右的患者。人传人、在传人之后就很难再传下去了。可到了韩国大范围爆发时，病毒传播的代数显著加强，甚至传播到了10代左右的患者，病毒传播力依然存在，而且MERS冠状病毒并没有在自然界消失。

至于新型冠状病毒，则更聪明。传播范围更大、更广，病毒传代能力也很强。对于感染者而言，早期起病隐匿，康复期又很长，患者清除病毒的速度很慢。这一系列的特点，可能造成一种不愿意出现的结局——新冠病毒长期存在，新冠肺炎变成一种季节性传染病。

南都：假如变成了季节性疾病，我们怎么办？

蔡卫平：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及时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来，能够迅速在人类中形成一道免疫屏障。真的变成了季节性流行病的话，期望疫苗能在进入下一个流行周期前投入使用。

南都：从2003年非典至今，人类面对新发传染病时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

蔡卫平：自然界有很多病原微生物，跨物种传播现象非常多见，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新发传染病，几乎都是来源于动物。SARS、MERS、禽流感、新冠肺炎，甚至艾滋病都是从自然界物种跨物种传播到人类的。

另外，野生动物往往都带有很多我们还不清楚的病原体，人类捕杀的过程、烹煮的过程，都有潜在的进行跨物种传播传染病的风险。对于野生动物，我们至少要做到不去捕杀、贩卖和吃它们。

对于已经驯化的动物，也不能大意。比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虽然还没有人际间传播的证据，但病死率极高。这提示我们不要为了追求口感上的一时之快，过分最求味道鲜美而在菜市场当场宰杀活禽。集中屠宰、冰鲜上市，可以大大降低感染风险。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摄影：南都记者 吴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