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感染风险 就担心家里的熊孩子

武汉第一医院“插管敢死队”的6位女医生，从左到右分别是陈豆豆、卢凡、别小敏、徐林、徐艳艳、王晓宁。

“妈妈你早点回来吧，我要吃肉！”女儿在视频中对卢凡说。

卢凡是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科的医生，也是医院“插管敢死队”的女队员。自2月11日医院成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之后，卢凡上了一线。照顾女儿的责任全权交给丈夫。女儿开始想念妈妈做的饭。

“武汉生病了，有病毒，需要打针，妈妈把武汉治好了就回来接你”。卢凡的同事别小敏这样和自己两岁的儿子解释。

春节，丈夫在部队值守未归，别小敏带着年幼儿子和婆婆回老家。医院“开辟战场”后，别小敏扔下一老一小，靠志愿者接送，回到武汉上班。当两岁的儿子在视频里懂事地安慰她，“妈妈我超级想你，妈妈你要坚强不要哭”，别小敏的眼泪却流了下来。

武汉第一医院“插管敢死队”6位女医生，她们既是女汉子，也是女神。疫情让她们不顾一切走上了前线，熟悉的家庭角色却无法从心头卸下。

“恨不得趴在显示器上”

武汉市第一医院2月11日开始成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整栋住院部大楼都被隔离起来。1000余张床位在几天之内就被填满，住进来的几乎全是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一开始，麻醉科医护全部进了病区，收病人。“第一晚很忐忑”，卢凡她们回忆，为了提前到病区等待患者，下午6点没吃饭就穿上防护服进病区，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钟。

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护目镜抹一点洗手液可以防雾，在防护装备里闷了八九个小时，戴眼镜的陈豆豆感觉如同身处澡堂子，眼前起了两层雾，近视眼镜上一层，护目镜上又是一层。王晓宁也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在电脑上写病历，只能使劲往前凑，“恨不得趴在显示器上”。水汽积多了，徐林的护目镜上终于淌下了一滴水，她就通过仅有的水痕缝隙处理工作。

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在病区收病人也是半个外行。疫情来得太急，所有人都得上，她们担心，自己并不能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面对收治的患者，所有人都要表现得淡定，这也是给焦躁的患者最大的安抚。

穿着防护服，没有办法喝水，又出很多汗，陈豆豆肾结石犯了，在家里疼得不行。前两次吃药，半小时就缓解了，第三次发作是半夜两点多，第二天要上夜班，陈豆豆加大了用药剂量。

熬过最困难的前几天后，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医疗队同行陆续抵达。2月15日，科主任陈治军接到医院电话，为提高重症患者插管率，要成立“插管突击队”。麻醉科医生重新集结待命。

急诊时连蹦带跳往里跑

插管是为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建立人工气道的必要一步。在插管过程中，患者气道直接开放，同医生口鼻相对，近距离呼吸道接触，这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医护人员感染风险最高的动作。正因此，这些专职为患者插管的麻醉科医生被称为“医生敢死队”。

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陈治军对南都记者说，虽然面临很高的风险，但回到自己的本职，插管队的队员们反倒觉得更有信心。

截至目前，武汉第一医院插管队共为26人次患者插管。一个插管专班标配由两名医生组成，一名戴正压防护头套负责插管，一名戴面屏负责用药和辅助。徐艳艳是卢凡的搭档，两人是全队插管最多的。她俩遇过一次非常紧急的任务。

“呼吸机潮气量为零，呼吸囊作用也不好。”病区医生在给插管队值班室打来的电话中说。卢凡一听就知道，可能是气管导管脱了。

卢凡告诉通道口的院感督导员，这是急诊任务。督导员帮忙一一准备好装备，把防护服撑开、帮他们戴好口罩。情况紧急，两个人顾不上照镜子一一检查，平时差不多20分钟才做好的防护准备，5分钟就完成了，督导员见她俩连蹦带跳地往里小跑。

这是一位71岁的老爹爹，曾做过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第一次也是卢凡和徐艳艳为他做的气管插管。第二次插管，对医护人员和患者来说风险都更大。

插管需要用到可视喉镜、气管导管及管芯等一系列设备。一般麻醉医生会先为患者注射镇静、镇痛和肌松麻醉药。

药品注射约一分钟到一分半钟之后，病人就没有自主呼吸了。考虑到需要气管插管的新冠肺炎患者本身肺功能已经较差，血氧饱和度已经很低，因此，从药品注射到患者停止呼吸的这短暂的约90秒时间，就是留给插管医生仅有的时间窗口。

这次出任务，两人进去得太急，没有戴自带新风系统的正压防护头套，只戴了一次性防护头套。“当时情况已经很急，已经没有时间用药了，直接检查做了插管”，这时候病人还有一些自主呼吸，一旦发生了呛咳，确实非常危险。

这位患者的痰液还不少，“如果呛咳的话，就会有气溶胶，好像有数以万计的病毒在你面前晃。”插管队女队员王晓宁忍不住想象这一幕。

还好病人之前一直在用镇静药，肌松药还有些余量，插进去的时候，没有发生呛咳，“挺幸运”，卢凡说。

不能回家的女汉子

在男队员王加芳眼中，插管队的女队员们都是坚强的“女汉子”。

为了保护家人，上一线后的女队员们几乎都没有再回家住。卢凡和徐艳艳住进了医院从病房腾出来的集体宿舍，最好的条件就是两人一间，睡觉的时候都戴着外科口罩。

医院边上的酒店被政府征用，主要保障来武汉支援的各地医疗队。武汉本地医生大多自己想办法解决住宿问题。陈豆豆搬到了装修了一半的毛坯房里，连房门都没有安上，装修味道还很大。

王晓宁一个人搬进了丈夫公司的值班室，洗澡只能在医院，吃饭全靠泡面，“各种口味都尝遍了”。有一晚，她跟丈夫说，有点害怕。丈夫回她，“有什么好害怕，现在谁还出来。”

因为丈夫在部队，儿子和婆婆在老家，别小敏一个人住在家。

徐林算是幸运的，邻居一家人回了东北老家，知道徐林没地方住，就让她免费住，“生活物品都是齐备的”。

“但还是没饭吃”，徐林不太会做饭，家人就算在同一栋楼，也是尽量无接触的一天只送一顿饭。拿饭的时间，徐林就远远的看看女儿，女儿想过来抱抱她，就赶紧躲，只能告诉女儿，她身上可能有病毒。

为尽量减少和家人的接触，陈豆豆在家几乎每一顿都靠方便面。有一段时间觉得好想吃肉，先生说给她送点，她说不用了，有什么吃什么，尽量减少接触，饿不着就行，后来医院伙食才改善。

孩子作业没做急得火冒三丈

陈豆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先生也是武汉第一医院医生，没有上前线，在家带两个孩子，成了全职奶爸，还要帮老人网购生活用品。大宝每天要上网课，“老师如果一说孩子这个作业没做，那个作业没做好，真是很容易烦躁”。陈豆豆说。小一点的那个男娃，精力旺盛，除了睡觉，总是上蹿下跳，“爷爷奶奶也是够辛苦的”。

王晓宁的孩子也只有两岁，这个年龄的孩子总是渴望出去玩。先生偶尔出去买个菜，没带孩子出去，小宝宝哭了好久。王晓宁说，亲子关系很重要，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有机会多陪陪孩子。

这些在一线打仗的女医生也不能完全放下家务事。不值班的时候，也放不下家里的大人和小孩。

卢凡平时在家就操心多，一下子从家里抽离出去，倒有点不习惯。孩子爸爸正在网上看食谱，学做饭，“家里的锅坏了几个”，好在水平慢慢练出来了，女儿本来什么家务都不沾，现在开始每天洗碗、拖地。

最让卢凡操心就是女儿学习不认真，不盯着就总是偷懒，今年正要小升初。有时，实在忍不住，通过家里的摄像头看一下，看到“大的带着小的在家里玩游戏，那个气的”，卢凡说，“作业没做完，两个人在玩游戏。上网课的点了，还在看电视。”搭档徐艳艳形容这时候的卢凡，隔着手机屏幕“着急得都快跳脚了”。

不过，毕竟是妈妈的小棉袄，知道妈妈在前线工作辛苦，不放心自己学习，卢凡的女儿在电脑上给她写了一封信。卢凡珍藏在手机里。

等疫情结束，插管队的女队员都想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卢凡想带女儿去练跆拳道。陈豆豆说要出去逛逛街，吃个饭。“疫情结束，就轻松点生活吧”，王晓宁说。但眼下，努力站好岗让疫情早点过去，就是她们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采写：南都特派记者 吴斌

摄影：南都特派记者 刘有志 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