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书的背后

《中国访书记》，(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九州出版社2020年7月版，138.00元。

□ 姚一鸣

《中国访书记》一书选了内藤湖南(日本记者与学者)、田中庆太郎(日本汉籍书店文求堂老板)、岛田瀚(日本书志学家)、吉川幸次郎(日本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日本帝国大学学者)、武内义雄(日本学者)、长者规矩也(日本学者)七位来中国访书的记录，再现了清末民初图书市场和古籍收藏的状况，还原出日本学人或书贾在中国搜罗古籍的记载。

在译者钱婉约的《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中国访书记》附录)一文中，对于学者专家、书贾等来华访书进行了总体论述，并对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长者规矩也六位的生平及访书购书基本情况予以了介绍。也阐述了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钱婉约在文中写道：

“晚清、民国年间，是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近代日本学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80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以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这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

译者钱婉约对于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活动，显然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析。其实内藤湖南的奉天访书，对于沈阳故宫满蒙文档案文书的摄影，也是介于学术交流与文化掠夺之间，那个时代社会动荡，很多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开展，更没有意识某些东西的学术价值。“但日本人却为此特地进入宫中，埋头拍摄，才知道大概是很贵重的东西，就不能放任不管。”作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的内藤湖南，显然在这方面起了开创性作用。

至于日本学人岛田翰，就不得不说到著名的陆心源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事，陆心源之子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而导致出售藏书，首先考虑的是国内公私卖家，但商务张元济等多方努力未能如愿。张元济在《致缪荃孙书》中曾经曾言：“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予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竞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版)最终陆心源皕宋楼藏书以10万元之价全部售予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其中有旧藏珍本4146种，合计43218册)。据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载：“今兹丁未（1907年）三月，成斋先生有西欧之行，与树藩会沪上，四月遂订议，为十万元，五月初二，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岛田翰在这次售书中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其一是多次到江南考察这批藏书的版本价值，并受静嘉堂之托与陆家洽谈﹔其二是促成了这次交易的成功，作为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深知皕宋楼藏书的价值﹔岛田翰也是这次收购的中间人，和买卖双方陆家、三菱岩崎氏都有着较好的关系。皕宋楼藏书出售予日本之事，在当年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诸多有识之士对汉籍外流都痛心不已，藏书家董康曾言：“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事，和汉籍在当年的外流东灜，如果本着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仅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巧取豪夺、据为己有实非君子所为，和文化交流的宗旨是相差很远的。

由《中国访书记》想到另一本书，即古吴轩2014年7月出版的《苏州日记》，全名为《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作者高仓正三毕业于京都大学，任职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其师是京都大学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同一研究所的吉川幸次郎为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的弟子。1939年日本外务省派遣高仓正三为中国特别研究员，长年驻守苏州，主要任务是学习吴方言，尤其是苏州方言，了解吴语文化，搜集江南古籍文献。在其所写《苏州日记》中，记载了许多苏州当地的饮食及习俗，经由日常生活费用及购买书籍支出，反映出其时经济凋敝、物价腾贵的状况。作者曾对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带进行过长期游历，书中对其经游地的交通、民俗、经济、古迹古物（包括古建筑、碑刻、摩崖石刻、古钱币）、美景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和评价。

高仓正三派遣来中国之时，正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侵华之时，所游历和居停之地，都处在日本军队控制或傀儡政权统治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派遣高仓正三赴华的目的，和他的政治态度，是进行文化交流的学子，还是窃取搜集江南古籍文献的“特务”，是有不同看法的。需要说明的是高仓正三日记1943年在日本弘文堂出版时，即删掉了部分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古吴轩出版社翻译出版时，又大多撷取了日记中的访书内容，这种有意的规避，使人猜测一个战时日本学人的赴华，怎能完全置身于战争环境之外。其实从日记中高仓正三访书求师屡屡受挫(如郑振铎的多次避而不见)，是可以看出些端倪来的。

关于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钱婉约在《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最后部分的阐述，是客观中肯的：“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