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疗抑郁症 他花17万往大脑植入电极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每40秒就有一人因自杀而失去生命。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到，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人。

每一个数字背后，可能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

目前，抑郁症治疗主要依赖抗抑郁药。但识别率低、就诊率低、治愈率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患者。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手段，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孙伯民医生团队，于近年展开了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脑深部电刺激（DBS）疗法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已有七位患者接受手术。

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位患者陈佛新。1996年，他因病情严重，不得不从大学退学，回家治疗。抑郁症好了又复发，他虽然结了婚，却只能回乡下靠父母生存。在被抑郁症“中断”人生的数年里，陈佛新尝试过各种药物治疗，甚至尝试过电休克疗法，也无法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当他得知，往大脑里植入电极，有可能治愈抑郁症，他决定花17万“赌一把”。以下是他的讲述。

1996年 大学发病

“觉得后面有人跟着”

有天晚自修之后，我和同学去打乒乓球。窗外有一对学姐学哥在谈恋爱，我们去捡球时可能打扰到了他们，互相拌了几下嘴，他们说了一些狠话。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这种感觉，就想独自把它承担下来。得了抑郁症之后，同学和我说话我也不会回答，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也没法去上课了。

休学回家治疗了一年，我回校复读。可是成绩还是跟不上，我的状态又不好了，就退学回来一直在家吃药看病。状态最不好的时候，吃饭都是家里人料理的。别人会觉得我太懒，其实我是没有能动力了，死气沉沉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跟父母也没什么话讲。

2003年 好转上班

“心里有一口气出来了”

中间我也好转过。有一天妈妈在地里干农活，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和妈妈聊天。聊着聊着，我觉得心里有一口气出来了，大脑就变回了正常人的思维，感觉好得莫名其妙。在这之后，我就到一个装潢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2014年。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干得挺好的，也承担带新手的任务。

但原来的两个车间主任跳槽后，另外两个跟我一样的正式工被选成了组长。老板可能考虑到我曾有抑郁症，就没有选我。我觉得遭到不公平待遇，抑郁症又发作了。

原来我也有积极上进的想法，但是身体不听话，它要往下掉，别人把你往外拉也拉不动。接受治疗之后，我状态稍微好一点，想去上班，但工作十天八天，状态再次低落下来，又不能正常上班了。

2014年 再次回乡

“生病了，儿子也不怎么跟我交流”

因为这个病，我状态正常、上班的时候，在当地也娶不到老婆。我不正常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介绍。就算有人介绍我也回绝，我有病，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也不能影响到别人。后来遇到我老婆，她是外地的，也结过婚，2014年我病情复发时，我们有孩子了，她就只能接受现实。

那时候儿子上四年级，但因为我生病了，话也不多，儿子也不怎么跟我交流。我本来是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城里，但因为发病被送到医院接受封闭治疗。从医院回来以后，因为孩子还在上学，老婆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我不可能再让她照顾，就回到乡下，靠着爸爸妈妈生活。

2014年到2017年，我都是在当地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看病，每年都要去两三趟，各种治疗抑郁症的手段都试了，吃了好多种药，还尝试过电休克治疗，都不能恢复。

2017年 植入电极

“病情不允许再拖延，我想赌一把”

我爸的一个朋友，看到电视里介绍，上海瑞金医院可以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抑郁症，让我过去试一试。去了之后医生说，这个疗法需要做开颅手术，把脑起搏器放到身体里，但还处在试验阶段，属于新课题，可能可以治好。我觉得可能没什么把握，但我的情况不允许再拖延，想就赌一把，做这个手术需17万。

在术前一周的观察期里，我看到有些帕金森患者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恢复了运动功能，我就对它有了一些信心。不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放到了我脑子里，我没看过，也没问过。

2017年11月13日，我做了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手术的过程全然不知，等我清醒过来，睁开眼，感觉就跟睡了一觉一样。回到病房之后，医生拿着一个像遥控器的设备，给我调整电极的触点、电量之类的。

在医院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出院回家了。我能清楚看到右胸口有块像火柴盒一样的凸起，还有一根导线连在上面，头顶两边也有两个小突起，有大拇指头指甲盖那么大，摸起来硬硬的，不疼也不痒，洗澡、洗头、运动、睡觉都没有影响。但是我感觉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大好，人还是不主动的状态，正常的动力还没有调节起来，不是很想说话，也不是很想做事。

2018年 最后调试

“反正有希望最好，没希望也只能这样”

达不到效果，我就往医院跑，内心还是希望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让我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反正有这个机器装在脑子里，我就很期待它能发挥作用。我家在江苏南通，到上海瑞金医院需要先坐两个小时汽车，再坐公交车。每个月我都是一个人到上海来调试，即便状态不好也是一个人过来。

刚开始状态还有点起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能正常吃饭，但也没找到坚决生活下去的信心，没找到那种“我对了”的感觉。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份，一下子人就变得很消极，好像比以前还严重，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可以说已经自我放弃了，不想活了。

那段时间，医生说打电话找不到我，是我父亲接的电话。医生没有放弃我，就不停开导我，让我不要放弃，我就很勉强地去了医院最后一次。那次去医院，医生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说如果这一次能调好就好，调不好也实在没有办法。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七上八下，但也只能接受，反正有希望最好，没有希望也只能这样。

那天下午调好了，我在医院睡了一觉。第二天五六点就醒了，那种压抑的感觉缓解了，有跟人沟通的欲望了。当时我要去做磁共振，看到一个青少年也准备做磁共振，我就主动去问他是什么情况。他说打篮球脚扭了，我说你们上海人特别注重身体，打个篮球扭了脚还要做磁共振，在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他说自己是软组织损伤，要磁共振才可以看得出来。

我已经好多年没像这样正常地跟陌生人聊天了，所以这段对话我印象蛮深。我很开心，能像正常人一样跟人交流，以后工作、生活就能够步入正轨。医生看我调试好了，也是很为我高兴。我也打电话跟老婆说恢复了，能够跟人沟通了，她也很开心，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0年 生活恢复

“我今年45岁了，应该是奋斗的年龄”

我因为生这个病，办了残疾证。调试好回家之后，先在大队的残疾人之家，做了一个月手工，后来联系公司说想回去上班。车间主任说你不要像以前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不行。我说这次好了，不会的。我2018年7月重回公司上班，到今天整整两年了。我的工作性质是全年上班，按天结算工资，休息就没工资，我一般都不怎么舍得请假。

现在做的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但感觉老板没有给公平的待遇，一直很纠结。前两天在公司干活发生了点意外，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肌肉有点伤，估计问题不大，就是要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这次发生事故，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纠结待遇的事，状态不是很好。工作的这两年，工资跟同岗位的人差了好多。只要工资合适，我想跳槽。我今年45岁了，应该是奋斗的年龄。

现在我住在小镇上，吃完晚饭就会出去健健身，跳跳广场舞，每晚跳一个多小时。目前比较热衷于锻炼身体，买了两个哑铃，每个有二十多斤，老婆都拎不动。有时候早上一手拎一个，拿在手里摆三四十次，练一练。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一技之长，还能够为家庭发挥一些作用。

我现在纠结一件事，这个机器没电之后要不要取出来。这两年也没怎么跟医生沟通，但我想让他们在电池还有电的情况下，关一下机，看看我能不能适应没有脑起搏器的状态，无论如何我也想试一下。如果能够适应我也不想再换电池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我也没有信心，这个病不受自己控制，不是说你想摆脱就能摆脱，你想好就能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陈佛新为化名。）

记者手记

　　期盼在未来，陈佛新的“幸运”能变成常态

与其他抑郁症患者相比，陈佛新是幸运的。南都记者从治疗团队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陈佛新接受的脑深部电刺激疗法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有待获得常规医疗应用许可。在获得许可前，科学家们还要解决多重难题。

首先是个体差异性的问题。正如陈佛新在植入电极后经历了反复调整，脑电刺激的参数不是恒定的，而是要结合不同患者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设置。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抑郁症的致病原因，也无法准确地解码脑电信号。

以瑞金医院的项目为例，虽然临床试验效果不错，找到了一些有效的脑电刺激区域，但背后的神经机理还不清楚。大脑各个区域的活动，与人的精巧动作、情绪等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是否存在一些信号，与抑郁症诊疗高度相关？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期盼在未来，陈佛新的“幸运”能够变成常态，推广到其他抑郁症患者身上。

　　采写：南都记者 潘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