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生育政策重在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

生育政策近日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表示，近年来，我国已经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走出人口红利期、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我国必须直面的问题。11月9日，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于《北京日报》刊文指出，面对老龄化社会，应该实施更积极的生育政策等措施。

采取更积极的生育政策，不仅是学界的建议，亦是生育政策的转变方向。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效果未如理想，并未出现生育高峰，近三年来新生儿出生率更是连续下降。近两年来，各地均在讨论如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配套措施。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雷晓燕教授在前述文章中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老龄化，更是“少子老龄化”困境，即一方面老年人在增多，另一方面小孩数量在减少，并提醒未来我们还将面临育龄人口下降和生育孩子意愿降低的双重影响。事实上，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90后主要育龄人群中，生育意愿下降的情况已较为明显。首先，现代都市人更在意个人发展与生活质量，在缺乏系统性支持的当前，孕育孩童对家庭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女性在生育后的家庭处境、可能遭遇的隐性职场歧视，都会对生育意愿造成冲击。其次，当前教育资源并不平衡，尤其K12阶段内卷化严重，学位房、补习班、兴趣班甚至早教等等几乎成为育儿“标配”，家长对小孩的期待亦更高，这些都进一步推高了城市育儿成本。与之相应，“恐婚恐育”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现实生活中选择晚婚晚育的大有人在，亦不乏践行不婚不育主义者。

因此，在“少子老龄化”面前，重点不在于放开几孩，而在于系统性地提升生育意愿。在前述调研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进认为，应对低生育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及时出台增强家庭育儿能力的政策措施，更需要从税收、就业、住房、文化、服务设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和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所谓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与2019年全国“两会”热议的生育友好型社会类似，从广义角度来讲，不仅无痛分娩、增加配偶护理假或育儿假期、托幼普惠、教育资源均等传统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应包含在内，推行女性就业保障和性别平等制度、按家庭征税、“房住不炒”等宏观长远政策亦包含在内。

鼓励生育，不仅需要实施更积极的生育政策，更需要以诸多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刺激生育意愿。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与应对“少子老龄化”一样，是个系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