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预付式消费维权难，重在增加商家违约成本

近期，多名家长向南都“记者帮”反映，一家名为“爱贝国际少儿英语番禺万达中心”(以下简称“番禺爱贝”)的培训机构，突然于今年10月7日公告称因经营困难，将更换办公地址、关闭现有门店，家长可选择等待新店，或将剩余课时转至第三方教育机构。但一个多月以来均未有落实，家长们要求退费却已联系不上机构负责人。

据家长自行统计，共有150个学员预缴课程费用，涉及金额或已超200万元。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培训机构跑路现象，“番禺爱贝”负责人并未消失，乱象或源于负责人频繁变更，2019年9月原负责人彭某将该机构转让给林某，今年10月17日，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朱女士。如今番禺爱贝门店已人去楼空，面对家长声讨，林某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学员去其他机构上课，至于退款则基本不可能。按照其说法，“愿意上课的去上课，要追求权益的就去法院起诉。”

虽然负责人仍在，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今的遭遇与商家跑路几乎无异。南都报道提到，有家长注意到林某接手番禺爱贝后有计划扩张，包括调整课程价格，鼓励家长续费购买大课，也疑似是在为“跑路”敛财。消费者眼看着自己的预付款打了水漂，迄今为止也没有监管机构介入，如同很多类似个案，消费者只能靠自己去维权。而这里面的困境也显而易见，若借助法律手段抱团维权，且不说要花费相应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即便胜诉了也不一定能拿到钱，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恐怕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

这样一个案例在预付式消费领域中很有代表性，近年来各类培训机构跑路现象司空见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各类培训机构遇到非常大的经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风险。但疫情只是一个放大乱象的因素，绝非问题根源。必须说明的是，预付式消费在现代社会很常见，且其优势非常明显。对于消费者而言，交付一定额度消费金额通常可以获得商家推出的额外优惠。而对于商家而言，既能一次性预收不菲的消费金额，也有增强客户黏性的好处。

预付式消费在服务行业相当盛行，这种模式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消费者一次性支付消费款，而商家遵守承诺持续服务。但在利益的驱使下，总有商家在收了预付款后跑路，究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我国对于预付式消费缺乏严格的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较为笼统，事后救济作用有限，更不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另一方面，监管相对滞后，现实中鲜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个案，监管部门的工作多局限于提示消费风险，或出台一些技术性措施来降低消费风险。比如北京规定培训、健身机构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上海拟出台健身卡“七天冷静期退费”条款。另外，有的支付平台出台“月月付”一类的产品，以此防范商家跑路。

上述针对预付式消费林林总总的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的维权难题。现实中消费者遭遇商家跑路后往往只能自认倒霉，退一步说，若出了状况就去打官司，维权成本也太过高昂。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来规范该领域商业行为，同时，针对商家跑路这类现象，通过征信等措施来惩罚违规行为或可起到一定的事前预防作用。但无论是司法制裁还是这种针对性的惩罚制度，都只是兜底性措施，日常消费维权更多还必须仰仗监管机构。如今商家跑路可谓肆无忌惮，而从“番禺爱贝”这样的案例不难看出，商家面对消费者维权竟然底气十足，显然是违约成本太低助长了其侥幸心理，这绝不是正常的行业生态，必须尽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