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核心是创新驱动结构优化

　　采访嘉宾简介

　　王珺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涉及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至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18个项目。教学、科研成果、管理方面均曾获得重大奖励。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对于广东而言,理解好‘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实际上是结构优化问题。”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创新活动具有投入产出不确定性以及长期积累性,单凭市场力量无法稳定解决创新问题,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构成,继而实现结构优化。

如何理解“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的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广东省如何实现制造业强省目标?王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解读了相关问题。

　　中国经济复苏早、上升快

　　南都:您在南开金融论坛的主题演讲当中,提及IMF和Word　Bank预测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呈V形复苏。那么,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出现怎样的场景?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与全球经济复苏有哪些比较大的差异?

　　王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遭遇较大的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正步入复苏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是最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范围内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复苏早、上升快是我国经济复苏的特点。

　　全球经济体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挑战、推动经济复苏。目前,我国在原有基础上稳中求进,也需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比如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升到15万元等措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要再帮一把”。这是符合经济复苏过程中需要的一些政策配套措施。

　　事实上,在经济复苏阶段,通过有关政策激励大量企业进入投资,继而推动生产、就业、收入等系列指标回升,使经济进入更好的良性循环。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其他经济体,这背后的经济逻辑都是一致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明显的复苏阶段。

　　南都:业界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从而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您认为,我们要如何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珺:在全球经济体当中,我国在四大方面具有优势。

　　首先,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较大动力。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收入连续两年在1万美元以上。当然,瑞士、新加坡等高收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人口规模却只有百万级别；印度与我国人口规模相当,但是人均收入却只是我国人均收入的1/5多一点,所以在购买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因此,基于新时期的庞大国内市场,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过去,我国是世界工厂,拥有大量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并大量出口。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升,现在,我国成为世界市场。从14亿的消费群体来看,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我国的第二大优势,体现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当中,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相比较,我国学习和追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换句话说,目前,我们领跑的领域是极少数的,并跑的领域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领域我们还在跟跑阶段。为此,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制度,从要素到人力资本的配置,都在加大力度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因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提供了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机遇,只有把握好这个战略机遇,才能乘势而上。

　　第三大优势,则是在全球经济V形复苏过程中,我国早在去年上半年率先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复工复产；欧洲、北美、日本等地区国家预计至少今年上半年仍在艰难地控制疫情,短期难以有效地复工复产。在此过程中,国际范围内的刚性消费需求恰好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因此,在时间差方面,我国亦具有一定优势。

　　此外,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与知识型劳动者,而我国在这个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以STEM(Science、Technology、Mathematics)人才数量指标为例,我国每年800万毕业生中有450万人左右是理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每年新增大约为50万人。因此,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运用仍具有很大空间。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引领

　　南都:“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均提到“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

　　王珺: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出来,保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

　　那么,怎样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

　　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当前,我国当下人均收入已达到1万美元以上。按照克拉克定理来看,制造业占比是要有所下降。从现实看,确实有部分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占比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一些传统制造业没有融入新技术元素,跟不上科技进步的步伐,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比如说,在过去,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大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上。在新时代,各项要素成本都在上升,对绿色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在越来越严格的环保约束下,制造业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但是,这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与内部结构需要调整。目前,制造业转型虽然面临挑战,但是,也带来机遇。如果抓不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新产业不能大量出现,制造业内部结构得不到调整,其占比就会大幅下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创新驱动的增长已成为保持生产率与实现收入增长的关键。当市场出现均衡而缺乏增长点时,需要依靠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使更多资源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在存量流动中形成结构优化。随着部门收益率差距缩小,流动性减弱,结构优化对增长的贡献降低,我们期待新一轮的高收益部门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创新活动具有投入产出不确定性以及长期积累性。单凭市场力量无法解决创新问题,还需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生成,继而实现结构优化。

　　南都:当前,广东正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十四五”期间,广东的制造业有哪些机遇,面临哪些挑战?

　　王珺:对广东制造业而言,“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的关键是加快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与发展得越快、越有效,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就会越快,一些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同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能快速兴起,从而支撑起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

　　以深圳为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的产业体系具有竞争力,同时保证了制造业的比重。2000年到2019年以来,深圳的制造业占比位列“北上广深”榜首。同时,深圳2019年人均GDP也是最高的,接近3万美元的水平,而制造业比重为39%。我们知道,根据克拉克定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持续提升,而第二产业会不断下降。为什么深圳在人均GDP达到了近3万美元的情况下,制造业占比还保持着接近40%的比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把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以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6.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7.7%,这两个指标都远远走在全国平均水平前列(全国两项指标仅为14.4%、11.5%)。

　　这个案例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保持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引领。基于这种认识,去年,广东省持续地发布了加快发展十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和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把这些方案落实落地,将对广东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根本性的支撑作用。

企业是战略性新产业发展的核心

　　南都:在此过程,政府、企业等不同的主体,他们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王珺: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核心还是企业。链接上下游关系构成产业链也好；多个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也罢,核心主体都是其中的企业。

　　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决策者、资源配置者都是企业。企业为何来此投资、有哪些条件吸引企业?其中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作用,比如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等一系列企业成本,同时提升企业投资信心,保持相关政策措施统一且具有可持续性等。

　　我认为,接下来,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需要将这种良好营商环境更为广泛地推开。比如,广州和深圳都是目前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一些好的规则、好的办事程序可以逐步地向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以及粤东西北地区进行推广。政策一体化的范围越大,对企业投资是越有利的。因为政策差异化的因素降至最低时,地区之间在资源性禀赋、产业基础与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差异才能凸显出来。

大湾区做好生产性与运输性支点功能

　　南都: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请您点评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的定位、作用以及面临的挑战?

　　王珺:广东“十四五”规划提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广东正迈好第一步,努力夯实扩大内需、畅通双循环基础工作,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这意味着广东作为战略支点是具有支撑力的、具备枢纽作用的,而在此之中,大湾区具备经济基础扎实、产业配套能力强、对外联系广泛紧密,有成熟的互联互通体系。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新发展格局之中应当找准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成为战略支点的核心力量。

　　首先,要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壮大创新性产业集群并延伸创新性产业链,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此外,在交通枢纽建设方面,构筑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人才、货物的自由流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并非相互独立的事物,交通枢纽建设应当与存量生产能力结合。对于外商而言,他们看中我们的本土市场以及综合能力；而我们同样看中跨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以及先进技术,两者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局面。然后,通过生产性的支点以及运输物流的支点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服务。

　　南都: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如何发挥多极点优势?

　　王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三种不同的制度,在税收、办事程序、资质认证等方面各有优势,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可以利用好体制差异所带来的优势。

　　伴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将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一个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市场一体化。以欧盟为例。欧盟27国之所以能够紧密维系,一定程度上是它的营商环境不断向一致化的方向发展,包括通过发行统一货币欧元等制度进一步降低各国的交易成本。

　　因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多极点优势,用好政策和体制上的差异,促进两地之间的沟通交流,在资质、标准与质量等方面形成互认,同时向更高标准发展。目前,由于三地之间的不少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内地一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还是有些技术限制的,而香港在这方面一直是与国际接轨的。如果能够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平台,使更多香港认证机构为内地企业进行指导和认证,那么很大程度上将进一步拓宽我们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南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即将迎来两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若要跻身国际一流湾区,哪些方面需要优先考虑?　

　　王珺:当下,我以为,我们还是要优先关注基础性工作,要将基础层面的功夫做细做扎实,再根据现实条件推进各项工作。

把握广东投资、消费新趋势

　　南都: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在广东的FDI投资将有哪些新趋势?　

　　王珺:目前来看,已有较多的跨国公司以及他们的研发机构进驻广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公司来广东投资基本是开设工厂,而研发机构则仍留在本土。随着我国的基础研发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不断提升、R&D经费投入比不断上升,特别是制造业质量不断提升,我国更加注重研发需求,这方面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自身供给能力的提升也吸引了诸多跨境企业。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后,更多关注R&D经费投入,以及研发部门的设立。

　　从经济逻辑而言,企业的研发活动往往是靠近生产环节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最容易,也最迅速地发现生产活动中的问题,也能最及时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迫切问题。　

　　南都:广东应当如何把握当前的消费新驱动力?

　　王珺:一直以来,广东的各项工作成绩十分亮眼,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进出口大省。我个人认为,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广东还应该发展成为购买力流入大省。当前,广东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不少居民常常到国外购买奢侈品,广东也可以参考海南省设立更多免税店或免税直邮店,让消费留在广东。同时,如何吸引更多短期旅客到广东旅游消费；接纳更多国际性人才留在广东长期生活,挖掘消费潜力的同时提升广东国际化程度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采写:南都记者　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