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微信的个人信息拟由近亲属处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二审稿

　　　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自然人死亡的，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由其近亲属行使。

　　4月26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下称“草案二审稿”)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审稿拟强化对超大互联网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引入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活动进行监督。

专家表示，此举可让企业切实地负起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并确保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透明性。

　　设独立机构监督超大平台处理个人信息

　　目前，互联网服务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涉及餐饮、购物、出行、理财等等。这些服务平台在为海量用户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收集、存储了大量的个人信息，给个人信息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草案二审稿规定，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监督；对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务；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介绍，“外部成员”可类比上市公司的独立监事、外部董事等“和公司无关的人”；“基础性服务”则可能在欧盟定义的基础网络服务上，把社交等类别的网络服务平台纳入进来。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强调，独立机构的人员和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有隶属关系，独立机构不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负责。

平台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应担侵权责任

　　当个人信息权益被侵犯时，如何维权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对于被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个人而言，维权成本高且举证责任大。

　　草案二审稿修改为，个人信息权益因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受到侵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数据合规团队负责人申晓雨告诉南都记者，草案二审稿的此条改动减轻了个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个人维权。举证责任倒置可能会“倒逼”企业去做更细致的合规工作，比如合规工作本身的证明记录等。

　　“这是从现实情况出发作出的规定，因为用户处于弱势一方。”左晓栋强调，此举体现了草案二审稿“加大企业责任”的立法价值取向。同时，如果事后个人信息泄露的责任进一步澄清了，个人信息处理者还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找真正的泄露者索赔。

建议让用户可以在生前安排个人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草稿二审稿新增要求：自然人死亡的，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由其近亲属行使。

　　如果一个人去世了，亲属想通知死者的微信好友，此时就需要掌握死者的微信号。“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左晓栋表示，草案二审稿增加的这条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

　　在申晓雨看来，这条新增规定具有进步意义。“如果死者希望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账号，或者匿名化，除非涉及国家社会安全等例外情形，我觉得应该尊重他的个人选择，这跟遗嘱是相似的。”她说。

　　对此，她建议个人信息处理平台设置相关功能，让用户可以在生前对死后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