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高考和人生不确定性

　　涂子沛

　　最近高考放榜，考生都通过手机、小程序查得自己的分数，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喜极而泣，有人黯然神伤，看到这些镜头，我不由想起30年前自己高考前后的场景和心路历程。

　　那时候信息走得像老黄牛一样慢，因为没有数据库、也没有互联网，分数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派送到学校，每个考生都要回到学校去看榜。

　　据说分数是半夜两三点钟送达学校，第二天学校张榜公布。当然，这天晚上很多家庭都会处于一个忐忑不安的状态。我父亲后来就告诉我，说他一晚上都没睡好，到天亮时才模模糊糊睡着。我家住在一栋楼房的一楼，窗户外面就是临街的街道。这一天早上还不到六点，天刚亮，突然响起一阵“咣咣咣”敲打窗户的声音，我父亲意识到是成绩来了，匆匆忙忙爬起来，这时候窗外传来我班主任的声音，“老涂老涂，你屋里崽考了全班第一名。”

　　班主任姓麻，他之所以在第一时间来报喜，有几层原因，一是他是我父亲的高中同学，和我父亲相熟；二是我家临街是个菜场，他可能早上也要来买菜，顺便报喜。我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敲窗声，就意识到成绩来了，而且可能较好，因为不好老师不会上门。麻老师的嗓门很大，他隔窗告诉我父亲分数是569分，我父亲惊喜得不敢相信，他等到七八点钟就骑车赶到学校去，在第一时间看榜确认。而这一天我不在家里住，那时也没有手机，当天晚一点我才知道自己的分数。

　　还是因为信息技术的落后，当年的高考和现在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在分数出来之前，考生就要凭估分报志愿。我父亲为什么会惊喜呢？因为我估分估得不准，我只估了540分。当时没有985、211一说，也没有什么一本二本，只有大专、本科和重点三条线，重点线大约是在540分，也就是说按估分看，我要上重点大学还有点悬。结果分数出来，高出重点线近30分，当然就可以上一个比较好的重点大学，所以全家和老师都有惊喜。

　　麻老师的大名叫麻荣光，回忆往事，我很感谢他在第一时间来报喜，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份额外的喜感，就像送来好消息的邮差。今天邮差这个社会角色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小区门口如云般聚集的快递小哥，随着他们的车轮和脚步，各种信件包裹、蔬菜水果，快餐熟食涌进小区。抚今追昔，我们都不由感叹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效率革命。相比于美国和日本，互联网的应用在中国普及得更快，这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优势，但是我们一定比美国人、日本人幸福吗？这还真要打一个问号！有不少人就在怀念“从前慢”的生活，幸福可能根本不是“快感”，而是一种慢感，幸福女神一旦来到，我们希望她在生活节奏中充分舒展她的腰肢腿脚，越慢越好，绝不希望它如闪电一般掠过。生活的所有滋味和感受，可能都要从“慢”当中才能品咂得出。今天的信息好像长了飞毛腿，再远的信息传递也可以毫秒之间完成，这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造成现代人的异化。

　　当时志愿填报可供参考的信息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一个信息孤岛。据说现在出了个志愿填报咨询的职业，花点钱能得到比较专业的辅导。这些辅导师到底专不专业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最好的辅导师其实是数据。要填好志愿，关键要素是信息充分全面，即信息要对称，而不在于信息传递的快慢。就此而言，我认为信息技术的效力在中国社会只释放了一半，有一件事非常值得做，但我们没做：那就是把历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数据整理、开放出来，让今天的考生可以查看历年每一所高校每一个专业到底有多少人报考、最后录取了多少人、每个人的分数又是多少。今天这些数据完全有条件开放出来，我曾在多个场合呼吁过这个问题，这是新时代惠及万民的数据服务，是一项有意义、开创性的新工作。这项工作只能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才可能完成。

　　前年回到家乡，才知道在我出国期间，麻荣光老师已经去世，因为脑溢血他倒在讲台上。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他是一名热爱学生、热爱教育的老师。他仅仅教过我一年语文，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在课堂上提问我时，声调和表情充满了期待，这给了一名中学生莫大的鼓励。

　　我拿过三个研究生学位，经历了许多老师，最后发现，一个老师能让你记住并且怀念，不是他传授了什么知识，而是他给过你莫大的鼓励。很多人认为，学校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传授知识，但我认为不是，回忆自己多年受教育的过程，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学校教育最大的、最深远的作用是点燃一个人，让他终生可以不断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一个好老师会引导、关注、鼓励他的学生，他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点燃他的学生。

　　我填报专业的过程也很有戏剧性。1990年代初，最热门的专业不是计算机，而是外贸，前面说到我考了全班第一名，但那个分数还是够不着重点大学的外贸专业，当时我只能报次热门的专业：计算机。后来到了学校，发现各省各市的状元确实都集中在外贸专业。但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等到毕业的时候，却出现了“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外贸专业非常不好找工作，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却供不应求，非常受欢迎。

　　回头看，我反倒要庆幸我的分数不是最高，否则我很可能就去学习外贸了，整个一生的轨迹都可能改变。当然更感慨的是，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趋势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要看大势，看时代的大方向、大潮流，而不能只看一朵浪花、一支细流，时代的发展有时候还会拐个小弯，那迷惑性就更大了。

　　我当时的分数，不仅去不了外贸，还去不了计算机系最好的专业。当时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系有三个专业，一个软件，一个应用，还有一个叫外部设备。外部设备的录取分数是三个专业中最低的，招生老师对我父母说，如果报这个专业我就坐稳了录取，家里很快就形成了保险统一战线，就这么着我去了外部设备专业。2018年，我回母校参加计算机学院的45周年庆典，发现一个特别意外的现象：贴在墙上杰出校友的照片，居然一半以上都是当年外部设备的学生，但当年外部设备的学生不仅考分最低，而且人数最少，只占计算机系学生总数的1/5。

　　这说明什么呢？

　　事在人为！人生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人生有个好起点固然不错，但起点低并不意味着你就会失去比赛。得失之间祸福相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些身处逆境中的人，更懂得珍惜和奋斗。人的青春时光就如香料，要经过碾压或燃烧，香味才会更为持久和浓烈。

　　当然，这也证明我们现有考试体系产生的分数，根本衡量不了社会所需要的能力。

　　今年教育部推行新规，不准宣传炒作状元，我认为是件好事。恢复高考以来，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信息技术有很大进步，但考试制度却几乎没有变化，考试的文化愈演愈兴，一提到考分最高的状元，全社会一片惊羡。我的家乡吉安是个科举之乡，有“三千进士冠华夏”的美誉，我考察过状元文化，历史上的众多状元，大都只是风光一时，没有为社会做出像状元这个名号一般鲜明突出的贡献，真正为社会做出积极、重大贡献的人，大部分不是状元出身。

　　网上流传两份名单：

　　第一份：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呢？肯定是第二份。答案揭晓：第一份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全是当时的落第秀才。

　　道理其实很简单，会考试的人并不一定会做事。高分低能的概率很大！更可悲的是，一些可以在考试中反复获得高分的人，已经被考试训练成了“优秀的绵羊”，他们一辈子都抱定了做学生的心态，认为凡事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只会做作业、答卷子，没有任何创新的胆略和精神。就此而言，状元是一种不健康的存在，状元文化不应该提倡，当然，最应该改革的是考试制度本身。

　　日本已经有机器人参加高考，而且机器人考上了一般的本科，日本的国立情报研究所已经为所开发的机器人设定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和人类同堂考试，但要考上日本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未来回头看，人类现今的考试制度，可能不折不扣就是一个笑话。

　　当然，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考试，但高考、中考这样一次性考试的重要性，会大幅下降。因为围绕一个人的生活，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数据，未来的大学，可以根据一个人从小学至高中的所有数据，再加上面试，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值得录取的好学生，而那最后两三天考试的分数，在决策中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参考价值。

　　最后谈谈就业，我们这代人就业以后，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意外。1996年我本科毕业，当时同学们认为最好的工作就是去外资企业，记得当年宝洁公司来高校招聘，所到之处都会刮起一阵旋风，拿到宝洁入职通知书的男生，会吸引一众女生的羡慕眼光，第二好的工作是邮电、银行和公安，当时认为最差的工作就是去民营企业。但我想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班最早的两个千万富翁，就是在为数不多选择去民营企业的同学中产生的，相反那些去了邮电、银行、公安的同学，大部分都泯然众人，没有特别的作为，更没有发大财的。

　　这又说明什么呢？

　　世事无常，时代的发展总会有一些意外，没有人能准确预测！

　　回忆我的这些亲身经历，一方面是感叹时代变化，一方面是想告诉大家，怎样去对待考试、分数、专业和就业。考得很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考得不理想的，人生仍然大有可为。其实人生真正的考场从来不在学校，当你走出学校，生活中每天都有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正确的答案都没有，生活本身何其需要创造力！至于填报专业，要考虑时代的发展大势，立足自己的兴趣，把握大方向，不要过度去迷信细分的专业。

　　其实，最幸福的事就是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有兴趣就会有动力，有动力自然会勤奋，这是人生的理想状态。有的孩子读到高中毕业，谈到兴趣一脸茫然，这就是失败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要点燃一个人的兴趣、引导年轻人建立自我教育的体系，在他离开学校之后，可以毕生进行自我教育。当一个人有自己的兴趣，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坚持不懈所获得的知识数量超出学校传授给我们知识的时候，他一定会是个独立的人、成功的人。

◎涂子沛，大数据专家，著有《数商》《数据之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