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域自古繁华地 丝缕玉衣世无双

 

“泰子”龟钮金印。

右夫人玺。

王墓“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印文。

王墓“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丝缕玉衣。

南越王墓“蕃禺”汉式铜鼎。

　　“南域明珠”主要讲述秦拓南土、南越建国及帝国一统的历史进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广州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先民已经通过陆、海路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先民进行交流互动，并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百越文化。秦末汉初，在南越统治者的苦心经营下，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空前繁荣。“广州在汉代是‘九大都市’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线城市。”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说。

　　本单元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展示，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组玉佩、铜勾鑃、丝缕玉衣以及南越王宫出土的木简、印文陶器等。

　　01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金印的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Ｓ”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然而，目前秦汉皇帝的帝玺皆已丢失，可作参考的物证仅有1968年出土于咸阳的白玉螭虎钮“皇后之玺”（西汉早期）和传世的“皇帝信玺”（秦朝）封泥，这两件文物的边长皆是2.8厘米。至于诸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介于2.2-2.4厘米，属于典型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等于今2.3厘米）。这枚“文帝行玺”，印面长3.1、宽3厘米，材质为金，有别于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

　　文帝行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据史籍记载，汉初吕后时期，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僭号为“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意义重大。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泰子”（即太子）龟钮金印和“右夫人玺”龟钮金印。“泰子”即“太子”，由此可知，南越国沿承秦汉王朝实行“预立太子”的制度。南越王墓中除出一枚“泰子”金印外，还出一枚“泰子”玉印，两印同出于墓主身上的漆盒内。南越王墓墓主共有4位夫人殉葬，此印属右夫人所有。一般帝、后的印才称“玺”，足见右夫人地位尊崇，应是诸妃之首。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说，三枚金印同时出省展出，这还是第一次。

　　02

　　蕃禺铜鼎

　　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鼎最早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器，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所以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的说法。

　　南越王墓共出土铜、铁、陶鼎51件，其中青铜鼎36件，这些鼎按器形和所含文化特征，可分为楚式鼎、汉式鼎、越式鼎三种。其明显分别在足部：汉式鼎，矮蹄足；越式鼎，直足；楚式鼎，高蹄足。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多为烹饪用器，底部有烟炱的痕迹，器内也多有食物遗存出土。

　　南越王墓出土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的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这件“蕃禺”铜鼎盖上有刻铭：“蕃禺，少内”，腹部外壁刻铭：“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蕃禺”即番禺，初为秦时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蕃禺”铜鼎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说明广州建城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03

　　丝缕玉衣

　　是目前考古出土独一无二的玉衣形制。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丝缕玉衣是南越王赵眛的殓装，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

　　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玉衣的头套、手套、鞋套部分制作精良，本有打孔，可用丝线穿系连缀；上衣、袖筒、裤筒部分制作相对粗糙，且基本不打孔，是在内侧使用麻布粘贴、表面使用丝线贴连的方法制作而成。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墓室多次进水，所以出土时丝织物已基本腐朽，玉片散落一地。后使用石膏将玉衣“整体打包”运送至北京社科院，共花费3年时间才修复完毕。因此展出的玉衣，玉片为原件，丝线、麻布是修复时添加的，与玉衣原本的丝线和麻布有一定的偏差，丝线选取红色是因为玉片上的丝线残迹为红色。

　　汉代流行玉衣制度，从西汉初年的文景时期便已开始。玉衣由大量玉片穿缀而成，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专用的殓具。到东汉时期，古籍记载的玉衣，因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已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种，按等级不同分级使用。三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以及盗墓猖獗，玉衣制度被废止。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套丝缕玉衣不见于记载，是目前考古出土独一无二的玉衣形制。

　　古人认为用玉敛（殓）葬能使尸体不朽，南越王除了身穿丝缕玉衣，还在玉衣内外上铺下垫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在玉衣的头套顶端为一玉璧，手套各有一玉觽，脚套旁有一双连璧，这充分反映了南越国统治者的崇玉观念和厚葬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