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德国同学

　　□ 高山杉

　　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季羡林讲述过在哥廷根大学随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学梵文时经历的这样一件趣事：“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个学生。大概从第三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一个是乡村牧师。前者在我来哥廷根以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他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他始终没能征服梵文……”

　　后来读到林梅村写的《忆季羡林先生》（《南方周末》，2012年9月6日），发现他居然知道这个没能征服梵文的“老学生”（林文引作“老先生”）是谁，而且此人竟然还是德国的一位东方学名家。林文没有直接引用《留德十年》，而是引用了张光璘在《季羡林先生》里的转述，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教授。二战结束后，他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获博士学位后，任科隆大学教授……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也征服了纳西文。”“前面提到”指林文前面说的“季先生告诉我，此人（按：指雅奈特）是他的德国同学，当年他们一起跟瓦尔德施密特学梵语”。这位雅奈特（现在通译雅纳特）就是已故德国科隆大学教授，印度学和纳西学的双料专家Klaus Ludwig Janert（1922-1994）。林梅村的这个说法还被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引用于其《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改革开放给了我走出国门治学的机会》等文中。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杨福泉曾两次被雅奈特请到德国科隆大学合作研究纳西语，可以说是最了解雅奈特的中国人。由于林文发表时，雅奈特已经去世将近18年，而杨福泉于雅奈特在世时似尚不知林文披露的这件事，等到知道后也已无法向雅奈特本人求证核实了。

　　关于雅奈特的生平，能检索到的资料不多，最全的当属Persons of Indian Studies网站根据《印度伊朗语学刊》1958年2卷2期以及Indology List网站在1995年1月13日发布的讣告等整理出来的词条。据该词条，雅奈特生于德国东部的维滕贝格（所以杨福泉会在《柏林墙下》一文中说“我知道他的家乡在东德”），先在哈雷大学随蒂梅（P. Thieme）学印度学、泰米尔语、印欧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然后于1954年在哥廷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的博士论文上写的印制地址是法兰克福而非哥廷根）。此后雅奈特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工作，1962到1963年任图宾根大学的无俸讲师，从1963年起任科隆大学印度学教授，直到1987年退休。至于他进哈雷大学之前的经历，该词条全付阙如。

　　据杨福泉回忆，雅奈特在“二战”中曾被分配到负责在飞机上运输物资的部队（《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战后从东德辗转跑到西德（《柏林墙下》），在纳西学创建者骆约瑟（J. F. Rock）的影响下从一个伐木工奋斗成国际知名的梵文教授和纳西学专家（《我与洛克博士的隔世缘》）。雅奈特不仅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工作过，还整理过哥廷根印度学名宿如奥登堡（H.Oldenberg）、西克（E. Sieg）和隆梅尔（H.Lommel）等人的论文集，以及瓦尔德施密特的老师吕德斯（H. Lüders）的遗著《秣菟罗金石录》（有瓦氏写的前记）。“二战”的服役经历，再加上与哥廷根印度学的密切联系，的确让人觉得雅奈特同《留德十年》中的那位没能征服梵文的“老学生”有些共同之处。

　　不过令人起疑的是，雅奈特生于1922年3月（一说1月），比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整整小了10岁，他怎么会从季到哥廷根的第三个学期（属于第二个学年），同时也是学梵文的第二个学期开始时（1936年11月）就已经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并成为他的同学呢？要知道那时他才14岁呀。不仅如此，他居然还在季“来哥廷根以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季是在1935年10月31日到哥廷根的，照这个时间推算，雅奈特应该早在13岁甚或12岁的时候就已经跟西克学梵文了，简直是个神童。但是，从季羡林充满嘲讽的记述中却丝毫看不出对方是个神童。这真是太反常了。大概是注意到了与季羡林之间存在的巨大年龄差，杨福泉后来在《科隆大学忆旧》中又说雅奈特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师弟”。但问题是，按照《留德十年》的说法，雅奈特入学在季羡林之前，应该算师兄才是。

　　其实，《留德十年》提到的这个“老学生”到底是谁，季羡林在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中早就说过，可惜林、杨二人没有看到。季羡林的话见于胡光利和姜永仁编“季羡林文丛”第一卷《学问之道》：“到了1936年—1937年冬学期……记得是从这学期开始，班上增加了一个学生，名叫Heinrich Müller，是一个以历史为主系的德国学生。他已经是一个老学生，学历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经跟Sieg教授学过两个学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学为副系，所以又选了梵文，从此就结束了我一个人独霸讲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才又离开了课堂。他初来时，我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毕竟比我早学两个学期。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虽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可他并不能驾驭梵文那种既复杂又奇特的语法现象。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老师猛然提出一个语法问题，Müller乍听之下，立即慌张起来，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Waldschmidt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容易发火。他的火越大，Müller的窘态越厉害，往往出现难堪的局面……Müller被征从军后，还常回校来看我，聊一些军营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十年后离开那里时，Müller依然是一个大学生。”

　　这位海因里希·缪勒可以说是季羡林在哥廷根最要好的德国同学之一，是他留德日记（《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946》）中的常客。季对他的态度是喜爱和嘲弄兼具。关于缪勒加入听讲的时间，《留德十年》说是“从第三学期开始”，或“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从《留德十年》里的词语用法来看，这里的“学期”和“学年”都是指从季到哥廷根后算起的第几学期或学年，不是指他学梵文的第几学期或学年。《学问之道》的“从这学期开始”，指的是从1936-1937的冬学期开始，也就是从季到哥廷根后的第三学期或第二学年开始，和《留德十年》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季是从他到哥廷根后的第二学期（1936年夏学期）才开始学梵文的，这个学期刚一结束，缪勒就在1936年7月9日首次登场。那天晚上瓦尔德施密特初次请季在家吃饭，同时请来的还有两个德国学生，一学中文，一学梵文。虽然季在当天的日记里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但从当年11月2日的日记提到“同在Waldschmidt家里吃饭的一位Müller先生，今天也来上May的课……”（May指日耳曼语文学者Kurt May），再加上已知从7月9日到11月2日之间季没再去瓦家吃饭，以及学中文的学生是Paul Nagel这两个条件，可以推知学梵文的那位正是缪勒。

　　季羡林日记虽然叙事详明，但在每学期与谁同上瓦尔德施密特课这个问题上，却并不总是做清楚而详细的交代。只是在1938年夏学期（季到哥廷根后的第六学期，属于第三学年）的《广林奥义书》印度学讨论班上，季羡林日记中才出现与缪勒同堂听讲的明确记录，比《留德十年》和《学问之道》提到的时间要晚了许多。缪勒在这门课上的表现，日记里只提过三次，分别见于4月29日、5月13日和6月24日。具体的文句我就不引了，只想特别指出这三处记录还没有达到“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这么严重的程度。反倒是在和季羡林同选的亚述学家冯·佐登（Wolfram von Soden）教授的阿拉伯语课上，缪勒却是出尽洋相，有点让人怀疑季羡林会不会把这两门课给记混了。《留德十年》和《学问之道》提到的缪勒应征入伍一事，初见于季羡林日记1940年1月31日条：“Müller去了，说他就要去当兵。这蠢家伙其实也可怜。”缪勒入伍后第一次回哥廷根看季羡林见于日记1940年2月25日条：“Müller来。这是他当兵后第一次出来。已经瘦的不像人样。兵营的生活可见一斑……他咳嗽不止，我对这老实人有无限的同情。”在去世的当年与蔡德贵做口述史时，季羡林依然记得缪勒（蔡把他的名字写成了“米勒·艾瑞”）：“他不知道怎么样的，你说他笨哪，他也不笨，一到上课的时候，老师一问，立刻就傻了。他后来被征从军，服兵役。”

　　总而言之，季羡林和雅奈特虽然都与哥廷根大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同学。与季羡林一同听讲，“没能征服梵文”的是海因里希·缪勒，而非雅奈特。林梅村和杨福泉把缪勒误当成雅奈特，可以说是厚诬了这位学风笃实的印度学和纳西学学者。林文中所谓“季先生告诉我”和“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云云，如果不是季一时记忆失误，就是林本人的记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