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专家的抗癌之路:
头发剃光才发现头型这么好看 手术成功后是“重生”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在翠湖边休息。

胡萍加入翠湖边的广场舞队伍。

丈夫孟旭方在为胡萍剃头。

胡萍的儿童性教育工作室已经发展到了有110多位讲师。
2021年9月21日,云南昆明,天气晴朗而凉爽。
胡萍和丈夫孟旭方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现在翠湖边的步道上。他们的家就在翠湖边。早饭后到湖边走一圈,是两人的固定节目。
今年国庆,被胡萍定义为“重生”一周年。
一年前被确诊为胶质母细胞瘤,她和丈夫得知结果,在医院外的天桥上,感觉茫然走不下去。在经过一次成功的手术后,曾经爱美的她左侧颅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在肿瘤电场治疗中,每隔三天,胡萍头上的贴片都要更换一次,头发也要刮一次。她说,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了,想那么多干吗?得了这种病,可能很快就没了,能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
从2002年开始,胡萍一共出版了超过30本儿童教育书籍。她曾经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累也值得,在“重生”的时光里,她说:“我想过,如果我死了,我写的书还能有人读,继续流传下去,那我就还活着。”
儿童教育专家
儿科医生变独立研究学者 出版超过30本儿童教育书籍
胡萍生于1963年,1986年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毕业后,在昆明儿童医院当了八年的儿科医生,又在云南省卫校当了七年儿科学讲师。儿童医院太忙,没有休息的时间,即使是休息也要去病区查房。当时儿子刚出生,她没时间陪伴孩子。到了卫校,每周只有几节课,突然间从很忙变得很闲,胡萍又开始不习惯了。“我感觉我高兴不起来,因为生活没有成就感。我觉得如果一眼能看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那我会受不了的。”
2001年胡萍从卫校辞职,带着儿子去成都外国语学校,自己也在那里担任校医。她开始利用空余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儿童性健康教育。她认为,儿童性健康教育在中国是个空白,孩子的性发展从零岁就开始了,父母应该从孩子出生就关注这个话题。2008年,胡萍最终决定结束校医的生活,为此还放弃了学校分给她的房子,全身心投入到了儿童性健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2009年胡萍将工作地点搬到了深圳,同时作为国内儿童性健康教育独立研究学者,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讲课。孟旭方笑称,那段时间更像是一个个体户。能研究感兴趣的东西,胡萍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自由了。
2014年,胡萍决定将自己的课程体系做进一步的社会传播,创立了自己的儿童性健康教育品牌,开始培训专业讲师,至今已经发展到了有110多位讲师,目前是国内儿童性健康教育领域有完整体系的团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再累也值得。胡萍说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工作机器”,随着经验丰富,讲课也渐渐多了起来,足迹遍布全国上百个城市。胡萍有个习惯,每次讲课得到的反馈,她会第一时间整理出来。胡萍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哪怕推掉饭局也要整理资料,主办方安排的旅游,多年来她也只参加过一次。工作结束,她只想休息,然后坐最早的飞机回家。回到家里,夫妇俩唯一的活动,就是出门好好吃一顿,回家后继续工作。节假日对胡萍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没人打扰,就“埋头猛写”。胡萍说“猛”字的时候特别用力。
从2002年开始,胡萍一共出版了超过30本儿童教育书籍。对自己讲课的课程内容,胡萍早已烂熟于心。“我讲的课一直都非常流畅,孟爸(孟旭方)是很清楚的。”“孟爸”,是胡萍给孟旭方起的爱称。退休后的孟旭方,照顾起了胡萍工作以外的大部分生活:胡萍喜欢吃的菜,孟旭方会特地跑很远买食材给她做;胡萍爱美,孟旭方给她买的衣服“至少放满一个四门衣柜”;还没患病的时候,两人出外,孟旭方都会给胡萍带一床纯棉的被套,他怕胡萍不习惯外面的床单,睡不好;胡萍的课,孟旭方都尽可能陪在现场。
癌症确诊
拿到确诊结果,夫妻俩在天桥上感觉都走不下去
胡萍的病,就是孟旭方听课发现的。
2020年国庆节,在深圳听完胡萍的一堂课后,孟旭方指出:“你这节课讲得有点卡,咱们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胡萍不这么觉得:“现场听众反馈也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一年没讲课了,有点生疏也正常。”孟旭方却坚持一定要去看医生,在他的印象中,胡萍讲课是从来没有磕磕巴巴的。胡萍答应了,愿意去做个检查。她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10月7日,脑部CT结果一出,胡萍就知道不妙,“我是学医的,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阴影),肯定是大问题了”。孟爸也吓蒙了,直接跑到了诊室外。
胡萍对医生说:“跟我说实话吧,我也是医生。”医生说:“嗯,可能是个大的肿瘤,需要做核磁共振确认。”二人来到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核磁结果显示,是胶质母细胞瘤。
拿到结果,夫妻俩走到了医院外的天桥上,两人感觉都走不下去了,就在栏杆上趴着。“我看路上的人都好好的,只有我们是不幸的,我当时觉得头顶的天都是灰的。”孟旭方说。
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常见的脑部原发性癌症,也称为“脑胶质瘤四级”,发展很快,非常凶险。目前,胶质母细胞瘤的首选治疗方法是手术,再配合放化疗和肿瘤电场治疗。研究分析,胶母中位生存期12-14个月,5年生存期患者约10%,但也有个别患者能生存30年。
手术安排在两天后。孟旭方开车带胡萍回到深圳,收拾东西做准备,儿子也从上海赶来。手术前,胡萍趁孟旭方不在,和儿子聊了一个晚上。胡萍对儿子说,人不可能永远活着,死亡是必然的部分——在胡萍的课堂上,也有关于死亡的内容,所以她有心理准备。她叮嘱儿子,如果她不在了,一定不能和爸爸分隔两地,父子俩一定要互相照顾。胡萍还交代了两个最信任的学生,把所有资料都备份起来,已经成稿、即将出版的4本书,也让学生帮忙审核。她担心一旦手术失败,就再也没机会出书了。
手术很成功,医生成功将可见的瘤体切除。
手术后的胡萍,一开始能说的只有“谢谢”两个字,胡萍只好呀呀地叫。语言能力刚恢复时,说出来的话都是反的——想着左边,会说出右边。医生告诉胡萍,大脑功能会慢慢恢复,但肯定不如从前。胡萍听到这句话,反而放下心来。“管它呢!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了,想那么多干吗?我得了这种病,可能很快就没了,能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
新的人生
能够有勇气聊这些,也能够有勇气活下去
胡萍开始了另一次旅程。
昆明的秋日里,胡萍背着小书包,戴着帽子和头巾,像个游客。孟旭方穿着长裤和Polo衫。早上的翠湖游人很少,野鸭和天鹅也不怕人,人在湖边走着,动物也沿湖游着,就像一起散步。有时胡萍还喜欢到湖边的咖啡馆,找个最靠近湖的桌子坐下喝一杯咖啡。胡萍喜欢静静地看着湖里的荷花和在叶子中穿梭的小鸭子。孟旭方笑说这是“小资情调”,胡萍佯怒“你不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打趣起来。点单的小机器响起,孟旭方快步走去把咖啡端到了妻子面前。
吃过午饭,胡萍结束午休起床,戴着头巾来到洗手台。她轻轻摘下头巾,露出一层网状的薄膜,薄膜下,紧贴头皮、连着电线的贴片清晰可见。胡萍剪下整束电线,整理收好,坐到窗前。孟旭方用蘸有BB油的棉签擦拭贴片边缘,一边小心撕下贴片,一边检查头皮有没有过敏和破损。这个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稍不留神就会撕破头皮。孟旭方用了十多分钟,把胡萍头上的贴片都撕了下来,他领着胡萍来到浴室,胡萍弯下腰,浴室传来了胡萍洗头的声音。
肿瘤电场治疗是针对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手段,2021年3月,胡萍经过了解后采用这种方式,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孟旭方还记得,胡萍手术前第一次剃光了头发的样子。手术在她的左侧颅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胡萍不以为然,她说:“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头型这么好看。”
胡萍的头发长得很快,每次重新上贴片前,孟旭方都要为妻子剃一回头。胡萍还自创了一套“贴片拉皮”美容法,贴新贴片的时候,她会把眼睛轻轻往上一抬,配合娴熟的孟旭方就把贴片贴上。熟练掌握了抬眼的幅度后,胡萍的眼角就可以被贴片提上去,又不影响闭目休息。“我觉得现在我的样子比得病之前还要美!”照顾胡萍对孟旭方也是考验,胡萍感恩有个“骨灰级”的好老公。
对胡萍来说,更换贴片这几个小时是一段无拘无束、可以让头皮“呼吸”的时光,这一天,孟旭方通常会开车带妻子去一家她喜欢的餐厅。
胡萍和孟旭方的老房子在昆明翠湖边上,儿子在这里长大,每次散步都可以经过讲武堂、云南大学、云南图书馆等地方。胡萍说:“湖边打太极的音乐,这么多年都没中断过。刚回来的时候,早上起来,听见这个音乐,感觉很穿越。”从广东回来进家门的那一刻,胡萍的眼前浮现出了儿子长大的点点滴滴。肿瘤削弱了胡萍的语言能力,却没有消减家的记忆,这给了胡萍很大的信心。
每周五的上午10点,胡萍都会准时和全国各地的讲师团队开会,讨论书本的进度和一些工作进展。讲师们说,胡萍的状态比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好了许多。大家知道胡萍爱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她悄悄起了个昵称“胡美丽”。听到“胡美丽”,胡萍笑得很开心。
胡萍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儿子学业有成,师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26岁已经在《自然》杂志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过文章。“我想过,如果我死了,我写的书还能有人读,继续流传下去,那我就还活着。”胡萍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还没穿过,白色的,上面画着红色的花。她说,到那时,她要穿上那件衣服,被自己的书包围——这些书就像是她的孩子。她要放她最爱的歌——苏芮的《牵手》。一旁的孟旭方转头看着她,胡萍说:“如果有一天我复发了,你就开个车,带着我到处去转吧!”
“能够有勇气聊这些,我也能够有勇气活下去。今年的国庆,就是我们重生的一周年。”两人边走边聊,胡萍鞋带松了,孟旭方下意识地要蹲下。“不用你来啦,我现在自己就可以了!”胡萍系好鞋带,站起来,孟旭方在前面领路,他今天要带胡萍找一家云南菜馆,那里有她爱吃的臭豆腐。
胡萍,儿童性健康教育专家、儿童性教育书籍《善解童贞》系列的作者。生于1963年,1986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在昆明儿童医院当了八年的儿科医生,又在云南省卫校当了七年儿科学讲师。在豆瓣上,《善解童贞》系列书籍评分大多在8.7分以上,有的达到9.2分。
摄影/采写:南都记者 钟锐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