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视野中的武则天

　　《武则天研究》，孟宪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108.00元。

　　□王绍贝

　　孟宪实先生的《武则天研究》一书，是他长期研究武则天的系列论文结集，这些论文每一篇都有特定的主题，也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武则天一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此将此书作为一部武则天的学术传记来读也无不可。许多论文的写法层层推进，如推理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但有时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文辞不够简洁，有些论述低回往复，显得费辞。

　　孟先生指出，在武则天的研究领域存在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他还比较了这三种史学流派的特点。传统史学采用儒家宗法意识形态立场，其最重要的倾向是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以《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为典型代表；新史学的主张则是实事求是和客观评述，不轻易褒贬善恶，而是要更大范围、更全面地考察历史、解释历史；公共史学是指非专业的社会人士的阅读和研究，其作品是以林语堂《武则天传》等为代表的坊间大量出版的各类武则天传记，还有大量关于武则天的影视作品，而公共史学许多观点立场又大部分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孟宪实先生则是基于新史学立场，通过追溯学术史、历史文献学考辨和新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的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史实考证清理出武则天时代的关键历史真相，将相关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孟先生在开始研究武则天之前，将此前史学界此问题的专著、论文进行系统梳理，通过追溯学术史，避免重复前人的研究，同时细化、纠正前人研究的观点。譬如关于武则天出生地的研究，孟先生回顾了学界影响较大的郭沫若、汪篯等人学说，并在各家研究基础上，批驳了郭沫若的武则天生于四川广元的观点，指出尽管武则天死后《则天实录》由于政治原因被多次修改，但武则天出生于长安这个事实完全没有修改的必要，而郭沫若主要依据是武则天死后一百多年的李商隐的一句诗，其立论明显是不足的。在唐高宗“废王立武”事件中，李勣支持了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决定是非常关键的，孟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地域集团说和阶层集团说用于阐释唐代初期政治史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但具体到李勣支持“废王立武”的历史事件来说则有过度解释之嫌。今天一些历史学者喜欢采用性别史、女性主义的立场，认为武则天称帝事件与当时女性地位提高的社会背景、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关系，孟先生对此新派观点并不认同。他主张将武则天称帝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加以考察，指出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具有偶然性，其政权不能延续是宗法社会、制度的必然，而唐代社会虽然比较开放，但还远达不到现代男女平等的程度。

　　《武则天研究》一书还非常重视史料文献的溯源、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梳理来考辨史实。武则天亲手杀死女儿小公主的事件是传统史学对武则天妖魔化塑造的典型案例，但孟先生通过文献溯源、对比发现，相关记录有一个从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唐会要》保存的史料应是最早记录这个事件的，但只有简单一句话：“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也就是说事件是小公主犯急性病暴卒，武则天利用这个机会嫁祸给皇后，说是皇后杀死的。而这件事到了新旧《唐书》《通鉴》则逐渐变成了长达数百字的故事——武则天亲手杀死自己女儿来嫁祸皇后。孟先生还指出，如果当时人真相信发生过武则天亲手杀死女儿的事件，也不可能在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只字不提。

　　对新出土墓志文献的充分使用，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通过《李恪墓志》与正史、野史等资料的对比研究，厘清了李恪在“房遗爱案件”中被诬陷的背景和原因，包括当时罗织罪名的过程等。从《上官婉儿墓志》的分析考证中，孟先生指出上官仪的升迁得益于其为唐高宗的东宫旧僚属身份，因此在“废王立武”中起到重大作用。通过《武承嗣墓志》的研究，发现武承嗣生前许多协助武则天塑造“圣母神皇”、打压武后异己的事情，都被隐没不予记录，他的辅翼功劳为什么没有在墓志大量体现，及其与武周后期政局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都有精彩的论述。

　　孟先生对于武则天的研究还常有见微知著的史识，譬如《归葬乾陵》一文，他从武则天死后朝廷讨论是否应该让她与高宗合葬乾陵的问题出发，研究了朝廷这场大辩论背后，也即神龙政变后的政治局势，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朝廷无法对武则天的功过进行盖棺论定。一方面武周革命对唐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另一方面武则天晚年领悟到儒家宗法制度下武周政权无法延续，而扶持“中宗复位”，武后对中宗有恩，也是中宗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而武周时代的官僚势力依然延续了下来，甚至对后来玄宗政局依然有重大影响。关于武则天死后立“无字碑”的原因，一个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武则天对于自己的历史书写很自信，所以用无字碑的方式表示任人书写之意，但孟先生认为此说距离真实可能最远。为武则天立碑本是中宗的政治责任，立碑而不书，是典型的烂尾工程，因此之所以出现无字碑，其实是由于要如何评价武则天的一生，成为中宗朝廷的一个大难题，他们始终无法做出符合政治正确的评价。此说虽然证据还嫌不足，但从中宗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背景来看则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