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我们和诗歌是直觉的关系
系列专访
4月9日晚上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原本是要参加4月10日的声音共和Livehouse的诗歌市集演出单元，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演出取消，从成都来的海朋森乐队测了核酸，在珠江边走了走，于4月11日返回成都。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在离开广州前，海朋森乐队全员接受了南都专访，主唱陈思江说除了巡演，之前也会因为个人事务来广州，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形，因而感觉广州很好玩，很有生机。这次的意外，就是演出没有做成。但愿本次采访，能留存一些他们的声音。 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钟欣 实习生 菊相雨
诗歌
海朋森本次来广州，是参加声音共和诗歌市集的演出单元，声音共和Livehouse主理人拉家渡在策划本次活动的时候，特别挑选了他认为和诗歌有关联的乐队。陈思江也说很愉快地接受了本次邀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主题，能看出主办方对本次活动的策划非常用心，我们也觉得很不错，很nice”。
被认为“有诗性”，陈思江却说自己平时读诗的时间很少，自认为写一些诗歌或者长长短短的句子的时间也不多，对于“诗人”这个称谓也会犹豫，但不排斥，“我可能在十多岁的某一个阶段开始，有感觉就想把感觉写出来，更倾向直觉性的抒发。对我来说，我和诗歌之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直觉的关系”。
身为海朋森乐队的词曲创作者，陈思江原本学的是油画，她认为创作是一种和自己相处的感觉，和自己的感受沟通，然后再表达出来。陈思江说自己写《春风》的时候，隐喻是不自觉的，在乎的几乎都是最直接的反应，有隐喻也是在潜意识，“人类的成就是这里的一座小土坡”这样的句子也是创作过程中直接的流露，相对纯粹的私密的感觉。
陈思江回忆写《春风》时就是在贝斯手王明慧家的阳台上，当时有一把木贝斯，大家就在那里玩木贝斯，边玩边唱，歌还没有写完，因为有这句“人类的成就是这里的一座小土坡”，所以最初就叫《小土坡》而不是《春风》。陈思江说很多意象是在脑海酝酿了很久的，有个人的经历也有观察到的别人的经历，就是如实地把这些意象写出来，而不是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创作。
成长
海朋森乐队组队已经超过10年，2020年的作品《成长小说》颇受好评，获得第21届南方音乐盛典最佳乐队、最佳摇滚艺人两项提名。身兼吉他手和制作人的季一楠说，乐队的音乐这两年更成熟，情感力度也更深入，在自身成长方面还是明显的。
季一楠和另一位吉他手刘泽同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鼓手王博强有自己的工作室，贝斯王明慧也有策划一些音乐相关的活动。海朋森没有去上综艺节目，接到《乐队的夏天》邀请的时候季一楠和陈思江在英国留学，乐队甚至没有签约公司和专职的经纪人，和兵马司也只是唱片发行约，乐队都是事必躬亲地制作专辑、统筹巡演。对于会不会上综艺，季一楠就说具体情况具体考虑，不是说有了机会就去，那样还是太简单了，还要看具体的合约。
贝斯手王明慧说，经过这十多年的磨炼，乐队在舞台上的身体记忆都会一致，可以不用靠记忆或者怎样的感受来统一。陈思江说演出真的可以积累习惯，就像每次演到《历史》，季一楠做噪音即兴时，自己就会习惯和王明慧共舞，这种积累是上台前没有设计过的。
舞台上摸爬滚打，季一楠尝试在重复性中发现新东西，因为每一次台下的耳朵不一样，身体反应也不一样，带来的效果和存在的时间空间意义也就不一样。至于外界的评价，季一楠认为任何评论都不是廉价的，任何解读都不过分，只要作品能引发讨论，能引起鉴赏行为就很有价值。有回应就是有了自己的成长逻辑，有成长的作品才是开放的，有各种可能性；如果有人在作品的鉴赏思维或方式中找到自己的见解和语言，那就是非常好的互动和成长。
文艺
陈思江被认为是新一代“摇滚女神”，甚至是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对此她直言自己没有看法，因为兴趣很广泛，并不只局限于文艺，“反正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文艺女青年，有可能我的工作是这个样子，大家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我，通过这个管道看到我，所以我就在这个管道里”。
鼓手王博强坦言不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对文艺女青年的定位是怎样的，而季一楠认为“文艺”这两个字变得越来越抽象，“很多人认为陈思江是文艺女青年，可能是上个世纪的文艺，比方看到《成长小说》的专辑封面，或者平时演出的衣着装扮，说刻板也不为过，当下的文艺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陈思江进一步说，大家为何会说“文艺女青年”，或者为何说某个东西代表文艺女青年，这个问题是有点意思的，自己平时不会去关注，日常更多是对自己不够了解的领域感兴趣。
陈思江认为每个人对解释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有些乐迷对乐队或者乐队的作品有强烈的解释预期，那是乐迷本身有解释的欲望，不一定按照作者的解释去理解。陈思江举例说《草莓》就是一个意象，就像一朵云，被注视，被运用或者利用，创作者建立了意象和外界的联系，这种关系是有趣的。
乐队早期的一首歌《鸭子》，陈思江说也是自己很典型的个人经历，当时住的地方门外有草坪，有一天经过看到黑衣服的工人在补下水道的口子，就把这个场景如实写到了歌里，“当时我的感受很强烈，好像时间停止了，我和这些工人是这样一种关系，很遥远，但我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就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契机是个人的，但呈现出来的内容有社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