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江豚的人：长江生态恢复 多个江豚家族重现

　　出水呼吸的江豚。 科考队员 桂端 摄

　　声学考察组队员处理声学仪器。 受访者供图

　　→科考队员正在进行测距练习。 　　受访者供图

　　“报告！前方发现一对母子豚。” 在长江城陵矶段，科考队员祁博观测到一大一小两头江豚，这是他在这个江段遇到的第一对母子豚。据祁博回忆，当时小豚紧跟着母豚向前巡游，时而急促地出水呼吸，向着城陵矶湖口方向游去。

　　10月25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在第四届长江江豚保护日暨第三届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论坛活动上透露，据初步观测显示，江豚自然种群数量有所恢复，部分江段江豚数量明显增长，母子豚的数量也显著增加，预示未来种群可能有较大恢复。

　　这场长江江豚科考自今年9月下旬开展。120余名考察队员、20余艘渔政船艇，兵分四路，历时10天，范围覆盖了有长江江豚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鄱阳湖、洞庭湖以及部分支流汊江水域，探寻这一群“水中小精灵”的身影。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宜昌至城陵矶段考察队队长郝玉江告诉南都记者，此次科考发现了不少成群结队的江豚家族。在宜昌葛洲坝出现了一个有十几头江豚的大群体；在洞庭湖的湖口城陵矶水域也出现数量近20头的江豚家族。郝玉江告诉南都记者，总体上此次科考观测到的江豚都是比较悠闲的。

　　A

　　观 察

　　◎目测 江豚出水呼吸速度快 观豚员需专注抓瞬间

　　站在视野宽阔的船头，科考队员祁博手持望远镜设备，搜寻着江面上江豚的痕迹。

　　江豚全身呈铅灰色或灰白色，钝圆的脑袋，胖嘟嘟的身材，嘴角总是上扬好似在笑，人们称它为“江猪”、“微笑天使”。江豚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长江特有淡水鲸豚类动物，也是长江唯一幸存的大型动物。

　　2012年，一张流泪的江豚照片触动了祁博的心。自此他开始关注这一群脆弱而又活泼，好奇而又胆小的小家伙们，去豚馆看它们、参与募捐给江豚买小鱼吃，日常关注江豚的动态，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

　　2021年12月，在得知长江江豚科考活动将启动后，祁博报名了志愿者，经过培训，正式成为了目视组的一员。

　　目视组，顾名思义是通过眼睛观察搜寻江面出水呼吸的江豚，记录江豚的出现时间、位置、环境等信息，根据观测到的江豚数据，对江豚的种群密度、分布模式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整个种群的数量和分布动态。

　　据悉，目视考察主要采用截线抽样法进行调查。为保证与前两次长江淡水豚考察数据的可比性，本次考察的考察方法与2006、2012和2017年完全相同。截线抽样法考察的主要目的是确定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及分布情况。

　　根据分工不同，两名观察员分立船头左右，观察两侧江豚的动向，记录员位于两名观察员稍后方中间的位置，仔细记录观察员报告的数据，三者呈倒立三角形的站位。祁博担任的便是观察员的角色。

　　江豚是一种哺乳动物，不能长时间待在水中，需要定时出水呼吸。郝玉江介绍，“江豚出水呼吸速度很快，平均一分钟出水呼吸2到3次，每次出水时间很短，仅有1秒钟左右。”潜水的江豚几乎无法观察，想要记录清江豚的数量，观察员要抓出江豚出水的一瞬，将相关数据报告给记录员。

　　一组完整的报告数据需要记录江豚数量、距离、角度方位等，这就意味着观察员不仅要看清楚数目，还需要判断江豚位于船身与江岸的距离。这也是观察员必备的技能之一：测距。哪怕每日科考行程再紧凑，观察员每天也要抽出时间练习20次的自我修正目测距。

　　值得注意的是，科考活动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江豚日常生活的影响。众所周知，江豚是一种胆小而又敏感的动物，甚至轻微的照相机快门声也会吓到它。因此科考船一直与江豚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不去打扰到这群欢快的“水下小精灵”。考察时，考察船保持距岸边约300m的距离航行，在到达考察边界时转向对岸继续考察，让每艘船都能够独立地覆盖整个考察区域一次。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梅志刚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约80%的江豚生活在近岸300米的水域，科考船沿着距岸300米左右的路线行驶，既没有挤压到江豚赖以生存的环境，观察者视野也很好。

　　不过依赖人的肉眼观测几百米处的江豚，恐怕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倏地穿水而过，再难觅踪迹。由此，观察员要长时间地盯着望远镜观豚，有时江风刺激下，眼角还会泛红落泪。偶尔遇到大风大浪的天气，船身两边摇摆。“站立久了，一天下来腿都是软的。”祁博说。

　　为避免数据误差，每组还有一名经验丰富的独立观察员进行辅助。成员也会分两组每30分钟轮换，减少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数据误差。

　　船的行进速度也颇有讲究。如果行船速度太慢，江豚可能会被重复计数；而速度太快，就会有大量的“漏网之豚”。郝玉江表示，行船速度根据江豚的游泳速度设计，按照每小时15公里的航行速度最为合适。这既可以避免重复计数，也尽可能减少漏计的问题。

　　◎声测 “听豚音”等多种方式相互校正减少“漏网之豚”

　　除目视组外，科考船上还包括声学组、水样DNA检测组、影像辅助组等，多个小组相互配合。如果设立动物合唱团，那这高音一角，江豚可谓是当仁不让。不过，人耳无法听到江豚声音，这是因为江豚的声频在120—130千赫兹，远超出人类20千赫兹的听觉上限，因此需要通过微型声信号记录仪来收集记录声音信号。

　　郝玉江表示，“江豚的发声非常频繁，只要有它在的地方，就会被水听器捕捉记录。”每当考察船行驶至适合水域，声学组成员会将水听器放置于水中，记录水下江豚的声信号。科考结束后，成员会导出当天采集的数据，与目视观察的结果相互印证。

　　这次科考设备也有所升级。影像辅助观察系统利用AI技术开启“豚脸”识别，通过在考察船的船头安装摄像机，记录考察场景，扫描采集江豚数据。不过目前这一技术的精确度尚不足，因此它主要作为一种辅助技术。此次还首次使用了全新的eDNA技术，检测水环境中江豚的排泄物和皮肤碎屑等，提取它的DNA，根据DNA判断物种在该区域的相对数量。郝玉江介绍，“因为这一技术目前不能准确定量，只能判断物种是否在该区域存在，实际上它更适合用于江豚分布较少的区域。”

　　郝玉江告诉记者，此次科考简单总结来说，运用了看、听、视频、水样采集四大技术方法，多种方式相互校正，以期获得最准确的数据。

　　B

　　困 局

　　今年极端干旱 鄱阳湖江豚食物资源量减少

　　扬起的黄沙、干涸的河床、裸露的滩底……受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鄱阳湖代表站星子站水位退至6.82米，刷新鄱阳湖有记录以来历史最低水位，生活在这片水域的江豚也遭遇了困局。

　　站在科考船上，祁博看到，原本宽大的鄱阳湖，两侧裸露似一片大草原，仅存的水域变成了“鄱阳沟”，就像被草原包裹的小溪流。

　　更让他担忧的是，湖面变窄，湖水变浅，河豚的身影在船舶夹缝间若隐若现。求生的本能让江豚向着长江与鄱阳湖的交界口方向匆匆巡游，寻找着更深的水域。

　　据江西省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来看，受水位降低的影响，今年有七八头江豚因搁浅而死亡。郝玉江表示，江豚作为一种水生动物，水域面积的缩小，水位的下降对它的正常生活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梅志刚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鄱阳湖的多数鱼类在4月开始产卵，小鱼需要在大片开阔水域中生长，但夏天提前进入枯水期，小鱼失去了生境，江豚的食物资源量可能减少。每年4-9月是江豚的产仔高峰期，江豚产仔和母豚抚幼也需要浅滩水域，由于同样的原因，江豚的繁殖也受到了影响。

　　郝玉江认为，遇到极端气候，需要设定生态安全水位，进行监测预警。以鄱阳湖为例，当它低于8米时，湖区面积极大缩减，这时就要加强巡护，救助面临搁浅风险的江豚。同时，考虑利用上中游水利工程，通过综合权衡长江及湖区上游水库的蓄水和放水的利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大下泄流量，一定程度上减缓下游的旱情，避免极端低水位的影响。

　　9月30日晚，鄱阳湖极枯水位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专题会召开。江西省省长叶建春强调，要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发现江豚搁浅及非法捕捞等其他威胁江豚生存安全的情况并给予有效救护，及时对发现江豚活动踪迹的水域补足水量，及时投放江豚饵料资源，给江豚栖息留足水域空间、留好必要口粮。“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的基础上，减少鄱阳湖航道船舶载重量，巡查及执法船舶酌情降低航速，把航运对江豚正常生活的人为干扰降到最低。”叶建春称。

　　在考察期间，祁博观察到，巡护人员加强了鄱阳湖巡逻管制，疏通航道。“隔三差五还会碰到巡护队开船观察情况，检查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近期，上游放水让鄱阳湖的水位有所回升，整体旱情有所缓解。不过，梅志刚指出，对于江豚而言，真正困难的是接下来的冬天和2023年的早春。

　　郝玉江表示，由于江豚生活在长江这一狭窄的生存空间中，气候变化对它们的影响更大。他强调，“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不一样。它并非人为可控，影响面非常大，会对水生生物带来较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引起重视。”

　　C

　　脱 危

　　长江生态环境恢复 江豚迎来新生希望

　　早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长江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江豚数量快速下降。“那时几乎看不到长江生态环境恢复的希望，于是我们把部分的江豚捕捞起来，放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避难所’，希望保存一些‘火种’。”郝玉江说。但是多年前，当提到江豚时，灭绝是许多爱豚人最无奈而绝望的断言。

　　水域污染、食物不足、机械致死、现代渔业用具让原本江豚生活的乐园遍布陷阱。锋利的滚钩，划破江豚幼嫩的肌肤；暗藏的迷魂阵，让江豚陷入迷宫，无法挣脱而死；隐秘的地笼网，被缠住的江豚无法出水呼吸而窒息；轮船螺旋桨，更是成了夺命利器……即使江豚有幸逃脱，过度的非法渔业活动也导致饵料鱼减少，江豚无鱼可食，不得不面临饿死的绝境。

　　郝玉江告诉记南都记者，造成江豚种群数量下降、栖息地破坏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总体来看，渔业活动、水体污染、水利工程建设以及航运等都是导致江豚生存困境的关键因素。

　　他向记者介绍，2006年、2012年与2022年科考时，水质变化的对比非常明显。“过去，江面上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漂浮物，江豚可能会把垃圾当成小鱼误食。而现在江面非常干净，从宜昌到城陵矶江水也很清澈，给人以很舒服的视觉体验。”

　　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计划”的实施，长江的鱼类数量开始慢慢恢复，江豚的食物资源也逐渐丰富。作为江豚保护者，看到这一幕让郝玉江十分欣慰，他说，“今年看到江豚多的地方肯定是小型鱼类比较多，这跟禁渔密切相关，吸引江豚聚集生长的主要因素是丰富的鱼类资源。”

　　郝玉江还表示，“今年，洞庭湖江豚的增殖数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可能跟洞庭湖区禁渔活动密切相关。整体长江生态环境还有水生生物资源，均处于向好恢复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保护法》颁布以后，长江排污管控与涉水工程的建设管理也愈加严格，如今想要在长江里建涉水工程难度非常大，特别涉及一些保护区的水域，要经过严格的环境评审。

　　不过，如今船舶航行仍是江豚面临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郝玉江表示，特别是今年的枯水季节，水位极低，水面非常窄，加剧了两者矛盾冲突。江豚在往来的船舶之间穿插游动存在着很大风险，船舶发出的噪音可能会干扰江豚的声音探测能力，造成江豚被误伤致死。

　　不可否认，长江是我国重要的交通干道，它是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经济命脉。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母亲河长江，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郝玉江也强调，航运发展与江豚保护这两者并非不可兼顾。船在慢速行驶时，对江豚的影响相对就要小很多。他观察到，在葛洲坝地区，船在过船闸时必须降速，缓缓向前行进。“在葛洲坝下面的江豚群体更悠闲，环境很稳定，所以它不去往其他地方，就在200米范围之内来来回回的游动。”郝玉江建议，可以通过限行、限速、限鸣等科学管理以及创新船舶设计，降低螺旋桨噪音，可能对减少对江豚的干扰产生明显效果。

　　随着这些因素慢慢得到解决，江豚在长江里的恢复指日可待。不过，他随即也表示，“即使环境逐渐改善了，食物丰富了，但江豚种群的增长也要符合它自身的生物学规律。这一增长不可能是爆发式的增长，它是逐渐积累的过程。”

　　据农业农村部组织的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初步观测结果显示，长江江豚自然种群较之2017年的1012头有所恢复，宜昌葛洲坝下、黄石戴家洲、江西湖口和江苏的部分江段，数量呈现明显增长，武汉江段等一些过去的分布空白区也发现了长江江豚。此外，发现母子豚的数量也显著增加，预示未来种群可能有较大恢复。

　　江豚何时能转危为安？郝玉江表示，“脱危要有一个过程，很难说江豚的种群数量何时能完全脱危。我估计它正向好发展，未来脱危有望。如果我们把它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三四千头江豚的数量，大约就算是脱危了。”

　　采写：实习生 王玮 南都记者 宋凌燕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