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与中国现代化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98.00元。

　　□林颐

　　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与国家和解:现代中国的族群》《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等作品。从这段个人简介就可以看出，墨磊宁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就属于这一范畴。在这部作品里，墨磊宁追溯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打字机发明、衍化的一段历史，揭示了技术语言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及两种异质文明的冲撞与这种冲撞所引发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为什么以“中文打字机”作为切入点?中文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还活着的古老的象形文字，并使用至今。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以“雷明顿”为代表的全球打字系统无法适用于中文这种一个音对位一个字符的体系。这是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暴露了雷明顿系统的伪普适性和西方人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弊病。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怎么能舍弃汉字文化圈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呢?现代中国在技术语言层面遭遇的挑战，要求必须破解一个难题，即，中文是否能与大写的现代性相容。

　　墨磊宁没有简单地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语言帝国主义”。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并不涉及某种特定语言的支配性或霸权地位，这不同于通常在现代的某些殖民地语言政策中看到的情况，即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墨磊宁认为，相比帝国主义语言的霸权体系，更重要的二元对立表现在:一边是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虚义文字，一边是形单影只，却覆盖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的实义文字——中文。

　　以欧美为中心的语言霸权体系曾经试图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字统统纳入其权力结构，而中文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游离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西方以漫画等嘲讽手段不断表现“嗒记”这种想象中的、集结了成千上万个按键的、巨大的中文打字机在技术上的荒谬感，暗示着中文只有字母化才能被纳入全球化的语言信息秩序，包括鲁迅、陈独秀在内的一批民国学人当初就出于这种设想而激进地要求汉语字母化，西方学者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则批评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这是一场对汉字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这是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若想打破这种包围，只做政治文化的思考和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技术，必须依靠技术，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中文打字机》的核心是一段技术文明的历史，突破“雷明顿”体系的包围，批判性地重新解读中文书写本身的要素，创建真正符合汉字解构、搜索和检索的信息处理系统，用事实证明:技术从来不是壁垒，制造壁垒的从来都是——人。

　　这部作品讲述了百年来各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过程，包括常用字检索、字体设计、部首顺序、活字印刷等相关技术。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包括:法国汉学家包铁的“拼合活字”汉字拆解法；汉学家李格昂编写的214部首表；传教士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中国留美学生周厚坤和他基于3000个常用汉字而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祁暄和他的拼合式打字机，其特点是用尽可能少的元素来呈现构型多样的中国文字，还有舒震东、俞斌祺等人的发明……中文打字机被证明是现实可行的，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了中文打字部门来研发这项技术并投入实际使用，“女打字员”成为当时新兴的一项女性职业。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与市场开发，也一直夹杂着与雷明顿打字机、日文打字机等的较量，帝国霸权仍是题中之意。

　　这些诸多发明之中，林语堂与明快中文打字机，尤其值得一提。林语堂为了这项发明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欠下巨债，陷入个人财务窘境。很可惜，明快打字机没有获得投入商业量产的机会，但它确实是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标志着“输入”的诞生，而“输入”的核心意义指向未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语言环境。明快中文打字机的重大意义，可能连林语堂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在钱锁桥撰写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里，林语堂是这么说的:“我期望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能够为中国办公商务的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工业时代。”至少，这一点，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逐渐得到了实现。

　　《中文打字机》是技术文明史，但作者时刻在提醒读者，所有的技术支撑都建立于文化理念之上。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书写，墨磊宁的计划是两部作品，另外一部将“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讲述20世纪下半叶和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突破。输入如何构成中文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核心技术语言情境?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