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实现数字经济安全健康发展要提升政府部门监管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同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话题,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刘尚希提交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以及《关于大力培育SaaS市场,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提案。日前,刘尚希接受南都采访,分享对于数字经济、青年就业等问题的思考。
谈数字经济
高水平监管能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南都: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刘尚希: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而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数字经济是新型的实体经济,也是未来的主体经济形态。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实际是传统实体经济和新型实体经济的关系。
现在谈实体经济,指的是仍有待数字化的各个产业,目前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没有完全实现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数字革命来改造传统实体经济,让所有行业实现数字化,那么就都变成了新型实体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到那个时候,实体经济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瞄准未来,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数字平台企业靠流量挣钱,不是实体。其实所有实体企业数字化以后,都要依赖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来挣钱,流量就是数据。如果企业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没有流量没有数据,仍旧依靠实体物理空间和传统生产营销方式,那么生产效率将难以提高,也将会被淘汰。
南都:对于提升监管水平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你有何看法?
刘尚希:数字经济发展涉及安全问题,如何保障安全,关键在于监管。我打过一个比喻,以前监管部门管理市场主体,就像唐僧念紧箍咒一样,其实他们应该从唐僧变成如来佛,不管市场主体怎么发展和创新,都跳不出监管的手掌心,都能有效管控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在既能管控风险、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又不妨碍市场创新,高水平监管就能鼓励促进市场主体发展,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数字经济呈现指数式增长,是跨代竞争的。发展数字经济不能慢慢来,在工业经济时代落后还能补课,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旦落后,可能都连补课的机会都没有。我认为,要实现数字经济的安全健康发展,提升政府部门监管能力是当下至关重要的问题。
谈青年就业
灵活就业将成主体就业形态
南都:当前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同时也有不少大学生表示工资太低,网上流传着3000元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很多大学生的说法,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尚希:这样的现象确实可能存在,但我们不能撇开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简单去谈工资收入高低。在劳动力市场里,工资往往并不取决于大学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的身份,而是更多和岗位、行业,从事简单劳动还是创造高附加值劳动有关。
如果一个博士选择从事简单劳动或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那么他的收入可能不太高;相反,一个中学毕业的农民工能力提升了,可以选择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岗位,他的收入可能会比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还高。
现在数字化带来很多新职业,而这些新职业往往找不到人,这和当前的教育结构、专业设置也有一定关系。如果学校按照传统路径去培养人才,就可能存在“不对路”的问题。如何让高校拥有更多自主权,尤其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这就涉及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很多大学生仅仅是在大学里打了一个基础,如何利用这个基础去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尤其是适应数字革命浪潮,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年轻人而言,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和跟进社会的能力是首要的任务。
南都: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影响?
刘尚希:就业形态的变化,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随着传统行业自动化程度提高,机器人将会加速替代人类的重复性劳动,传统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在逐渐降低。毫无疑问,未来要依靠数字经济来带动就业,所以我们不该把灵活就业仅仅看成一种过渡性就业,这是未来的主体就业形态。
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就业模式,大家在数字空间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劳动者自主选择不同岗位、没有固定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单位;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之间也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就业认识,现在已经不太适用。
此外,过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泾渭分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隔离。但现在网约车的兴起使得私家车既是消费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个性化定制服务让消费者也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数字经济逐渐模糊了这些传统界限。所以说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底层逻辑与传统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因此其影响就业的路径传导机制也不同。
照此来看,数字经济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巨大的就业空间,而传统就业空间可能会越来越窄,我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是促进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的根本出路。
谈农民现代化
促进农村人口流动迁徙 提升农民技能水平
南都:对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民现代化,你有何看法?
刘尚希:共同富裕最大的难题在哪里?我认为是农民问题。从人口上看,当前农村户籍人口超过50%,占到人口大多数。从收入来看,农民是低收入群体,也是能力偏低的群体。而要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农民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简单来说,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三个“二元”,首先是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农民生活在集体所有制中,市民生活在国有制当中,不同所有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当前农村市场化,尤其是要素市场化、产权市场化并不充分。比如农民对于耕地、宅基地和林地“三块地”究竟拥有多少财产权,由于没有市场,无法估值,这妨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探索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及推进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有效融合,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次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相比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偏低,非农就业空间有限,因此离乡进城打工或者当个体户做生意等非农就业,成为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渠道。
此外,还有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同城平等待遇。农民工作为新市民,在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保障房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待遇,都与老市民存在差别。
如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改革难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十年间共有1.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也就是说每年都有1400万农民变成市民,但这样的户籍城镇化速度还不够快。应该如何真正减少农民,让他们富起来?简单来说,我认为促进农村人口流动迁徙,提升农民技能水平,推进农民市民化才是根本出路,同时也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着力点。
数字经济呈现指数式增长,是跨代竞争的。发展数字经济不能慢慢来,在工业经济时代落后还能补课,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旦落后,可能都连补课的机会都没有。——刘尚希
A10、A12-16版:
策划:程姝雯 潘珊菊 蒋琳
统筹:梁建忠
采写:南都记者 李玲 黄莉玲 樊文扬 王子黎 胡耕硕 宋承翰 马宁宁 实习生 赵月 许卓涵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