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599、77　三组数据揭示日军暴行

　　2023年12月6日，孙宅巍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新华社发

　　人物简介　　

　　孙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机关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岁的孙宅巍“归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6周年，2023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昨日上午10时，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凌厉的警报声将再次响彻这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截至2023年12月12日，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38人。但是，历史不容篡改，维护历史真相的努力仍在持续。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中，有一个主攻“人数”的人——孙宅巍。40年时光如梭，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专注一件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主攻“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他从细数埋尸记录到细究放下武器却遭屠杀的士兵，以“数”证史，日积跬步，垒土成山。

　　最新研究数据　“足以诠释‘尸满大街小巷’的惨象”

　　南京大屠杀中的872次屠杀暴行、西方人士记录和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这是孙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三组新数据均为首次提出，以新的视角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第一组，日军在南京不同地点进行的872次屠杀。包括160次集体屠杀(注:10人以上的屠杀为“集体屠杀”)与712次分散屠杀。南京审判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仅列出28次集体屠杀，较孙宅巍统计出的160次集体屠杀案例，在数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该附件中列出分散屠杀案例858次，但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孙宅巍以屠杀地点为“坐标”，统计出分散屠杀712次，即“一地一例”，可能一例就覆盖了附件中的一二十个案例，信息量更大。

　　孙宅巍告诉记者:“872这一数字，足以诠释‘尸满大街小巷’的惨象，更足以证明一个血腥的事实:侵华日军在南京城郊，确实是进攻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

　　第二组，西方人士记录与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无论是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还是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有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一般为444条，中间还有若干条空缺，在孙宅巍这样的“数据控”看来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国际委员会相关人士文献，完整展现了“原件编有序号的470件日军暴行”，又进一步发现大量未规律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与记录，它们散见于各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的日记、书信中。经仔细搜寻、梳理，又得129件。两项数据相加，共计599件。

　　“这些数据来自第三方，且有时间、地点、报告者姓名，更凸显了客观真实，是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孙宅巍说。

　　第三组，77个放下武器却遭到屠杀的军警的姓名。在关于战争的统计中，有一类死难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这在南京大屠杀中尤为突出。近年来，孙宅巍在著述《南京保卫战史》和编撰《南京保卫战全史》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参加南京战役的11支不同建制部队的参战人数、损失人数与最终撤退至后方的人数。再结合各种资料，首次列举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的52名军人和25名警察的姓名，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一个名字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应当向历史、记忆拿出一份有更多名字的名单来。”他说。　　

　　四个渠道“数”尸体　“30万”这一死难者的规模与层级确定无疑

　　40年来，孙宅巍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与“证”进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中，分量最重的内容就是“人数”。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屈辱回忆。

　　然而人数问题，一直是绕不开的争论点。“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仍是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孙宅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第一种方法已难以实现，因为没有哪个人能亲眼看见到底多少人被杀害，日军即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不会公布。

　　那就只有数尸体了。孙宅巍这一数，就是几十年。

　　他对死难者尸体收埋与处理的四个渠道分别进行统计，包括慈善团体、市民群体、伪政权机构与日军部队。“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他们是埋尸的主力。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为了确保数字不出错，甚至专门安排人计数记录。”孙宅巍说。

　　随着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孙宅巍统计发现: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了19.8万余具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权机构共收埋了1.6万余具尸体，扣除明显重复交叉，总数已达24.6万余具。此外，他还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35宗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说，还有被毁弃的尸体。考虑到有关毁尸记录相互之间重复的可能，以及毁尸与部分埋尸数字之间交叉的可能，认定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日军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另外，还应充分估计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没有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尸体处理的数字中，如已被亲友个别、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面广量大、不可忽视。

　　孙宅巍说，上述各种记录与统计，足以印证“30万”这一死难者的规模与层级是确定无疑的。　　

　　深挖史料40年 翻阅几百本书，交叉查证反复对比

　　“打捞”史料40年，孙宅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他还记得43岁刚“归队”的时候，一时不知道该把什么作为研究方向。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被安排参与这一重要工作。从此，孙宅巍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缘。

　　“感觉自己在专业上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于是就给自己设置了‘几不’，不休星期天、不休节假日、不到十二点不睡觉……玩命地、疯狂地‘补课’。”孙宅巍说，那时候他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的“常客”，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每天开馆进、闭馆回。

　　孙宅巍的爱人也毕业于南京大学，她常陪着孙宅巍一起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做摘记。一杯开水、两个馒头，就是两个人的一顿午饭。

　　孙宅巍特别注意分类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方方面面的资料。只要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掩埋、处理尸体的记录，他就会立刻摘记下来，确保每条资料都不会“走失”。他翻阅了几百本与南京大屠杀史实有关的书。有些书因反复翻阅，已被翻烂了。常常为了一个案例，孙宅巍要把一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甚至不止一遍，只为交叉查证、反复对比。

　　“研究数字40年，就好像在挖一口井，或许也有人中途来挖一铲子、刨几下，但一定没有我挖得深。”他说。

　　孙宅巍强调，到目前为止，他的统计所得也并非最终数据。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些数据仍将处于变动之中。他希望后人能在他的统计基础上再进一步，将南京大屠杀的全貌展现出来。

　　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干小目标，“我是一个五脏六腑不健全的人，却一直想写一本又一本完整的书。”孙宅巍说，我们这代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研究过程很辛苦、很复杂，但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四个字——以史为鉴，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允许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重演，要让和平的阳光沐浴大地。　　

　　综合新华社　新华每日电讯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