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方28年的坚守：追寻不能遗忘的历史

　　李晓方（中）在内蒙古诺门罕战役遗址调查。

　　《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李晓方著。

　　《世纪纳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李晓方著。

　　李晓方与3名炭疽、鼻疽受害老人在一起。

　　☐林少华

　　又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24年的这一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79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笔者熟知的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另类“新闻人”，28年来一直主要凭一己之力从事着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工作。

　　他的足迹遍布上海、江苏、湖北、广西、海南、山西等20多个省市区及台湾地区，还去到韩国和日本。他进行深入实地的田野式调查，见到并访谈了240多名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和100多名中外幸存慰安妇，其中有近20名幸存慰安妇是首次公开。

　　有关专家认为他的调研成果填补了中国抗战史上的许多空白，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罪行，也告诉世人要铭记抗日战争那段血泪史，同时珍爱宝贵的和平。

　　他知道，要在半个多世纪后再找到铁证，揭穿一桩桩法西斯战犯在高度机密状态下制造的历史谜底，其难度可想而知。庆幸的是在良知和正义的激励下，他经过28年不懈努力，不断揭开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战、强掳慰安妇和劳工等罪证的“冰山一角”。

　　他，就是我国民间著名抗战研究学者、摄影家、转业军人李晓方。

　　日前，曾经同在一个部队、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李晓方应邀与笔者进行近距离接触，谈起了他寻访受害者、搜集侵华日军罪行证据的漫漫“长征路”。

　　填补一项历史研究空白：铁证如山揭罪行

　　李晓方用了10年时间跑了浙赣800多个村庄，寻访到240多位受害者，汇编成《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提醒世人不能抹灭历史　　

　　对于多数中国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是残忍的、苦难的，但业已终结的历史。没有人想到，有两种细菌战的感染者，虽然活了下来却在余生几十年里一直深受戕害。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李晓方，最初对这段历史同样一无所知。1995年，李晓方还在浙江金华某部服役。一天，他的一位退伍到《金华日报》的战友，拍摄了一组细菌战幸存者的照片：那是一家人，母亲感染了日军撒下的细菌，她的三个孩子也因此受到间接感染。一家人历尽艰辛，直到不久前先后离世。

　　“这就是细菌战！”李晓方受到了震撼。从那以后，他没事就到部队驻地附近村子里转悠，和村民聊天，打听当年的情况。一天，他碰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聊着聊着，大爷拉起裤腿，给李晓方看腿上留下的一大块黑黑疤痕，说：“日本佬当时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细菌。你看我这腿，就是日本人撤退后不久烂的。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脸的人可多了，很多人很快就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

　　李晓方奇怪了：这种细菌是什么？怎么会一辈子都好不了？一个决心在那一刹那产生了：我要把这些幸存的烂腿老人拍下来，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但是，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他所知的细菌战是鼠疫、霍乱等剧烈致命传染病，没有听说有烂腿的，不会是一种地方病吧？

　　他开始搜寻与细菌战有关的书籍、档案和史料。凭着若干年部队卫生员的经验，几个月研究后，他得出了结论：这是炭疽杆菌。这些老人的年纪多在70岁上下，发病时间集中在1942年7月至9月间，此前当地没有人得过这种病，此后也没有。根据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的口供，日军的细菌部队的确大量生产过这种炭疽杆菌，并在1942年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撒放。

　　2002年3月，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和马丁·法曼斯基专程赶到浙江金华等地，对“烂腿村”进行了调查。让李晓方高兴的是，他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002年5月，李晓方连凑带借，花4万元购置了一套高档相机，开始了他的记录。这是一项开始了就很难中断的工程。李晓方说：“我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会有人跟他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都死了。”他不敢停，只要能请假，就马不停蹄地赶出去，坐火车、租汽车、搭拖拉机，沿着浙赣铁路线逐村调查。

　　2002年10月，李晓方到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寻访。听到问“烂脚的”，他被领到村里最破的一间房子前。一推门，一股臭气扑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一位头发蓬乱的老人，正抱着自己的烂腿呻吟，腐肉和血水一滴滴落在地上。

　　这位老人叫华庆云。60年前他20岁，和父亲上山砍柴，回来后父子两人都开始烂腿。5年后，父亲死了，华庆云也丧失了劳动力，一直靠母亲照料。母亲去世后，他靠劳保生活。就在李晓方找到他的一个星期前，他烂了60年的右腿突然从膝盖下断掉了。

　　他问老人那段断腿呢？老人答，早扔到茅厕里去了。李晓方离开一个星期后，这位老人离开了人世。

　　2003年初，他来到江山市大陈乡，在乡民政干部的带领下，冒雨步行20多里，来到偏僻的池茶村。让他们吃惊的是，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他们竟发现了3名细菌战幸存者。

　　老人们讲，当年日军走后，这个小村子一下就出现十几个烂腿烂脚的人。因为行动不便，他们终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一名幸存者因为长年疼痛，已经精神失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访问和拍摄。有幸存者以自己的遭遇为耻辱，将记忆和疼痛一起埋藏在过去。因此，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遭受过这样奇特的袭击，也不知道，仍然有人终生在与细菌战带来的后果作着斗争。

　　77岁的李妹头就是这样一位幸存者。她从15岁开始烂腿，送走了大多数同病相怜的村民。后来，她在镇上做点小吃生意，以养活年幼的孩子。因为怕别人知道她的病后嫌弃她，她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厚的袜子，从不敢告诉别人，也不敢去医院。

　　李晓方找到她后，百般劝解，她和她的家人都不同意采访拍照，怕影响生意。最后，还是这句话打动了老人。“这是日军当年侵华进行细菌战的证据，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好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来帮助你。”李妹头最后瞒着儿女，偷偷跑出来，让李晓方拍了照，做了笔录。

　　在调查中，李晓方见到了浙江龙游县湖镇上溪头村的一位炭疽烂脚老人杨春莲。不久，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自己结束了生命。老人临死前那不无仇恨而又满是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李晓方的心底，激励他把调查进行到底。

　　短短几年，李晓方跑遍了浙赣铁路沿线的800多个村庄，寻访到240多位当年日寇细菌战炭疽、鼻疽的幸存者。但是，往往在他回头再找到同一位老人核对笔录时，同村的人会告诉他：那位老人已经过世了。当李晓方将他们的故事汇编成《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一书时，他调查走访过的240多位幸存者中，已有三分之一看不到这本书了。

　　渐渐地，李晓方不再只想要取得日军实行细菌战的更多证据，而是同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让现在的中国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批人承受着如此的冤屈和痛苦，给这些经受了数十年折磨的老人一个交代。

　　李晓方说，“如果说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最大的意义便是让这些受难者的痛苦遭遇被更多的人知道。让大家记住抗战这段历史，激发强国兴军的正能量。”

　　拍成一部大型纪实画册：血泪如注控日寇

　　李晓方耗资几十万历时10年深入20多个省市，调查走访100多位幸存慰安妇，记录慰安妇生存状况的《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告诫日本不能掩盖真相　　

　　1943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共产党员万爱花被鬼子当作战利品带进了炮楼，那年她才15岁，每天关在窑洞里被日军野蛮轮奸，成为性奴隶。

　　1944年冬，闯入村子的日军抓住20岁的广西桂林人韦绍兰做了“慰安妇”，每天都要遭受五六次蹂躏强暴。第二年夏天，农历七月十二，韦绍兰生下了孩子。

　　这些触目惊心的“慰安妇”事件发生于日军侵华时期。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人和事像尘埃一样飘落在亚洲各地。而李晓方从18年前开始调查走访了100多位抗战时期的幸存慰安妇，把这些尘埃收集在一起。

　　2008年12月11日，由李晓方编写的大型图片史料实录 《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一书在南京首次发行，书中有15位来自山西沁县、武乡县的慰安妇是首次公开身份。李晓方花了3年时间，投入数十万资金自费前往东北、内蒙古、山西、江苏、上海、浙江、湖北、海南等地乃至韩国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凝结成的这本实录，不仅记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命运，还记录中国也是世界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

　　2015年8月18日，由杭州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主办的70位国际幸存慰安妇图片、实物展在杭州开展。涉及到的慰安妇全都从李晓方调查过的100多位幸存慰安妇中选出，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各地以及韩国，还展出了李晓方收集的慰安妇物品和手印等，图片、实物达500多件，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慰安妇图片、实物展之一。这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无不凝聚着李晓方的心血。

　　说起李晓方开始调查慰安妇是2005年，那年，当他从新华社消息得知尚有最后35名慰安妇活在人世的信息后，心想：“我能为历史做点什么？能为后人留点什么？”

　　2005年转业时，当别的战友都在忙着分配工作的事情时，李晓方却背着二三十斤的相机、三脚架，踩着泥巴路进了海南的山寨。问到一位受害者，采访完再打听当地还有没有别的受害者。就这么挨个打听，李晓方在海南整整调查了一个月。当他回到杭州去转业单位当时的浙江新闻出版局报到时，新同事都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黑，脸上还晒脱了皮？

　　李晓方转业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寻访慰安妇之路。幸存的慰安妇散落在大江南北，李晓方的调查全部自费，又因为调查时间只能安排在短暂的假期，他每次出门都得买高价机票，到了当地就得省钱能蹭顺风车就蹭，能坐拖拉机、摩托车就坐。

　　2006年，李晓方在韩国光州市“分享之家”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内，看见墙上镶嵌着的“慰安妇”手印和脚印，他想，老人们逐渐凋零，但血与泪不能忘，那些残暴的真相不能被掩埋。如果能把自己调查采访过的中国幸存“慰安妇”们的手印等保留下來，就能为后人留下永久的有历史见证。

　　作为男人，如何去理解这些女性受害者的痛苦？面对笔者的发问，李晓方说，老太太们到了这个年龄，跟她们打交道已感受不到太大的性别区分。每次调查，李晓方能清晰感知到的，只有她们沧桑的面容和悲愤的声音。当每个战争性暴力的受害者讲述起她们的屈辱史时，他觉得不舒服，内心其实不愿意听她们讲这样的事情，但为了揭露日军罪行，只能强迫自己听下去。

　　对有些老人的采访经常不止一次，要两次、三次。“对有些屈辱的细节，一些幸存者起初不愿意讲，后来开了口，需要多大勇气，我作为一个男人也觉得不适应。”李晓方说。

　　“但这些人都风烛残年，很多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每一天都可能有人离去，我只能抓紧时间。”李晓方说：“2007年冬天，我从媒体上看到南京有一位慰安妇‘证人’雷桂英勇敢地站了出来，就立即赶往南京，见到了雷桂英。此后不到半年，这位‘活证人’就离开了人世。”

　　在雷桂英老人离世后不久，家住江苏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的90岁老人周粉英在媒体上看到消息后，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终于愿意公开自己屈辱的慰安妇经历。2007年6月，李晓方见到了这位双目失明、90岁高龄的老人。李晓方深有感触地说：“在10年的调查中，我感受最深、最痛苦的是要在这些受害老人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伤口上再进行‘揭疤’。只要谈起那段经历，老人们大都泣不成声。记得有一次，有位受害老人的女儿在我调查寻访结束后对我说，老人在以后的一个月里都会睡不着觉，在被重新勾起的痛苦回忆中备受煎熬。这时，我的心里更加难受，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一个不恰当的角色，有点过于残忍了。但每每想到侵华日军对亚洲40万妇女的摧残，看到日本政府一直在掩盖、抵赖这段罪恶历史时，我又禁不住怒火中烧，不能让侵略者掩盖那弥天大罪，要让世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

　　赴韩国探访韩国慰安妇时，李晓方感受深刻。韩国人把这些遭受肉体和精神摧残的慰安妇当作英雄来看，对这些老人非常崇敬。而李晓方，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奶奶、父母长辈来看待。但在中国，很多受害女性不愿站出来公开自己慰安妇的身份。“这既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更有来自家人的。有些家人不太愿意让旁人知道自己是慰安妇的后代。”李晓方说。

　　2015年8月初，李晓方飞赴山西，直奔孟县西烟镇西村去见90岁的张先兔老人。

　　1942年阴历正月初二清晨，新婚的张先兔和丈夫郭妹栓在熟睡中，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门，挑开被子，淫笑着用肮脏的手在张先兔身上乱抓。老实巴交的丈夫想阻拦，被日军用尖刀刺中。

　　日军捆绑了张先兔，逼她丈夫把她背到10多里外后河东村的洋马山炮台。赶走其丈夫，几个日军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张先兔，之后，又从外面进来五六个日军。张先兔当日遭到了八九个日本兵的强暴。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每天至少要被五六个日本兵轮奸。

　　就在张先兔感到快被糟蹋死的时候，她的公公按日军要求筹借了400块现洋，将奄奄一息的她赎回来。2002年4月，张先兔勇敢地站出来状告日本政府，她自费去日本参加庭审，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

　　“老人已卧床不起，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感谢我在她生命最后时刻来看她。她说，她死不瞑目的是日本政府始终没有认罪，并拒绝道歉赔偿。”李晓方说，老人配合他做完手印，一再嘱咐他，要继续为她们讨公道。“就在我告别老人3个月后，老人含恨离开人世。”

　　辞别张先兔，李晓方从山西直接飞往海南，见到了陈亚扁、符美菊、黄有良、李美金、王志凤、陈连村、林爱兰，逐一为她们留下手印。

　　2015年8月13日，李晓方在陵水县祖关镇宿风村见到了89岁的卓天妹。1940年，年仅14岁的卓天妹被日军抓去做童工。一天晚上，几个酒气熏天的日军把她拖到厨房里轮奸。此后，她白天给日本人干活，晚上就被他们强暴。直到4年后，日本人投降了，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卓天妹才被好心人抬回家。卓天妹按下手印后，还把自己用过的多件物品捐给李晓方，叮嘱他要为她伸张正义。

　　李晓方调查时还发现，因为遭到日军糟蹋，许多慰安妇即使幸存下来，在乡亲们的流言蜚语中，也自觉低人几等，她们往往都没能有个好归宿。有的嫁了残疾人、鳏夫，有的嫁出前还得瞒报年龄、经历。许多老人家到老时的生活更是一贫如洗。

　　这些年为了寻找幸存慰安妇，李晓方一直借钱举债。经费除了花在差旅上，每次调查后，他会给老太太200元。所有老太太，李晓方都看望过至少两遍，“慰安妇很可怜，我拍照片，问她要旧物品，给些钱能给她们心里些许安慰，我再苦再难也不能跟她们比。”

　　建立首家网上陈列馆：史料如镜警喻后人

　　李晓方带着满腔爱国情，继续寻访南京大屠杀、大轰炸、掳日劳工幸存者，建立的国内首家《抗战受害者网上陈列馆》激励后人不能忘记屈辱　　

　　也许是类似的事情经历过太多次，现在李晓方无时无刻都有强烈的紧迫感。“就好像是在与时间赛跑，我生怕失去珍贵的历史资料。”

　　28年来，李晓方的脚步不曾停歇，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份及日本、韩国，先后寻访到近千名战争受难幸存者。他走进当事人的家庭、生活、社区、村落，留下口述资料、图片、影像，并尽力还原重现老人受难的人生：从受难前平静的生活，到受难时的惨况，再到战争对他们身心长达几十年的影响。

　　用李晓方的话说，寻访工作是超乎想象的艰难。长期的自费走访已经耗光了李晓方的积蓄，现在手上攥着来用于调查的几十万元贷款，他不能浪费时间，必须一刻不停歇地赶在路上，去寻访更多幸存者。

　　李晓方转业后，觉得时间格外紧张，这几年来，他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用在了四处调查上。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只能飞机去、飞机回。这让他经费更加紧张。

　　28年来，为了揭露日军罪行，保存这段历史，李晓方不仅不给家里掏生活费，还问母亲借了几十万元。此外，弟弟给了他二三十万，哥哥给了他十几万元，每年还要还贷款。这些年来，连调查带出书，他前后花费已不下百万元。

　　李晓方编写的书，出版社要他自费出版，一位白手起家的乡镇企业老总帮了他的大忙，先是赞助10万元，帮助他出版了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后又赞助8万元，帮助他出版了大型纪实画册《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这份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李晓方。

　　这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说：“这有什么！我是支持国家，是民族的事。”并特别强调，“书上既不要落我的名，出书后也不要宣传我。请给这些慰安妇所在家乡的父母官一本，让他们看后，更多地照顾好这些老人。也给联合国官员和日本政府的官员寄一些，让他们知道，日军侵华曾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

　　目前，为记录中国受害者这段屈辱史，李晓方自费建立了中国首个专门发布侵华日军各种暴行受害者的网上陈列馆——《抗战受害者网上陈列馆》。网站上陈列了他调查的千余名侵华日军实施的慰安妇、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大轰炸、掳日劳工、遗留化武等各类反人类罪行受害者的图片、视频、手印及受害者本人的物品，供人们浏览和纪念。

　　此外，为了救助被疾病和贫困所困扰的受害者，给予这些年事已高受害者最后的人文关怀，他贷款10万元、加上热心公益企业赞助的10万元，成立了为侵华日军暴行受害幸存的困难老人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救助、生活照料及精神抚慰的纯公益组织——“浙江夕阳红困难老人救助服务中心”。李晓方告诉笔者，他搜集了300余名受难者的各类物品近2000件，记录了他们近百年生活的记忆点滴，希望能够建立一所受难幸存者纪念馆，让口述历史与实物珍藏，共同为后人叙述8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以及战争对他们一生的影响。

　　“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真实地记录那段历史，呼吁和平。”从第一次见到细菌战受难者的“气愤”，到现在28年过去了，李晓方说，现在只觉得和平实在太珍贵了。

　　调查取证日寇战争罪行，永远在路上。如今，李晓方又踏上了四川、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寻访路上……

　　本版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