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政策能否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中国社科院蔡昉:
要帮助大龄劳动者跟上科技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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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严峻,供需不匹配,青年就业群体和大龄就业群体面临更大困难。”日前,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北京举办。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研究员蔡昉在开幕式主旨演讲时作出上述判断。近50分钟时间里,他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一老一小”问题,就人口新趋势、就业新矛盾和教育新要求作了详细分析。他建议通过多种政策工具、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改革户籍制度增强社会流动等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一突出问题。
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呈“U字形”
蔡昉表示,当前我国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导致就业的一些新矛盾,突出表现为总量矛盾相对缓解,但新增了结构性矛盾。这两个矛盾的消长,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别是16-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分布有关。
如何理解结构性矛盾?蔡昉提出了U字形的人口结构和倒U字形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理论设想,二者的错配反映了结构性就业矛盾。蔡昉设想,中国处于人口转变的中间状态,又加上未富先老的特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会呈现“U字形”的理论特征,即青年就业人群占比较高,大龄就业人群占比逐渐增加,相对而言中间年龄的人群有所减少。他表示,当前2023年的人口结构中,中年群体占比较高,而到了2035年,随着大龄劳动人群越来越多,中年偏大群体的比重更高。目前少年儿童人口占比还比较大,到时候他们也会成长为年轻的就业群体。
一般来说,中年是主要的、关键的就业人群,但如果把16-24岁的青年群体和55岁以上的大龄群体加起来,能占到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1/3以上。“未来,这个比重在一定时间内会更高,他们的就业问题也就可能更突出,这也是我们就业优先政策应该关注的人群。”
尽管“一老一小”劳动群体的比重在上升,但与就业市场对他们的需求却并不一致。
蔡昉以“求人倍率”(岗位数与寻职人数的比例,求人倍率越高,说明这部分就业群体受欢迎,更容易满足市场需求)为例,从2001-2014年的数据可看出,求人倍率总体上升,但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尽相同。总的来看,中年劳动群体受欢迎程度最高,求人倍率越来越高;年轻人不太理想,趋于减弱;老年人、大龄劳动者曾经改善过,但又逐渐回到相对不那么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看到,“一老一小”就业群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呈“倒U字形”
蔡昉提出一个假说,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是一个“倒U字形”曲线,中间年龄群体的市场匹配最好。他以人力资本的两个代表性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指出中国人力资本呈现出新的特征。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就业技能、就业回报最主要的表现。而工作经验长,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提高,也会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青年就业人群受教育程度高,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比较高,但在中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4岁受教育程度达到最高之后,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程度下降,而发达国家并没有这个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赶超非常快,因此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受教育程度高。
蔡昉表示,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城镇居民就业率呈现“倒U字形”的曲线。分年龄来看,青年时期就业率偏低,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业率达到最高点,随后继续下降,到大龄的时候就降到比较低了。
他提及,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比较明显。一项国际研究表明,最可能签订“零时合同”的人群,首先是16-24岁的青年,其次是65岁以上的大龄人群,这些合同的条件很苛刻,意味着就业是不充分的。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人群,一旦失业了,他们再就业的难度比其他人群要增加一倍。因此青年就业群体和大龄就业群体面临更大的困难。
加强大龄群体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蔡昉提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公共就业的服务是结构性调整的一个政策建议。在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口负增长、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下,仅仅着眼于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还要用到公共就业服务和提高匹配效率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其他的长期政策工具。
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在缓解就业总量矛盾的同时也必然使结构性矛盾严峻。如何应对“成长中的烦恼”?蔡昉认为,基本路径中,一是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通过改善劳动参与水平,有效动员新的劳动力来实现城乡就业的正增长。其次,是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新动能。此外,是以人力资本质量代替数量。
其中,要首先从结构入手释放总量潜力,增加劳动供给和增强社会流动。具体路径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延迟退休政策。蔡昉指出,延迟退休政策不能“一延了之”,不是延了一两年让劳动者自己去应对,否则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会遭遇冲击;应该关注大龄劳动者的需求,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
以人力资本质量改善填补劳动力数量缺口,有什么解决思路呢?蔡昉提出,一是以劳动力质量、创业能力、创新力新要素形成来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人力资本竞争从个人之间变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他指出,这是未来人力资本新特征。
此外,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什么的教育也会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教育的公共属性越来越强,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应该大幅度提高教育投资,从娃娃抓起培养通识能力,也要帮助大龄群体跟上科技潮流。
采写:南都记者 陈秋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