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奇兵拯救中华文脉 800人安全转移

　　河源市老隆镇的福建会馆，是营救行动在老隆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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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冬，香港沦陷，但很快，日军发现了一件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集体失踪”事件:那些原本活跃在香港的“抗日分子”，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神奇地消失了?

　　硝烟弥漫，一场关乎中国文化火种存续的伟大营救悄然上演。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冒着重重危险，在各地群众密切配合下，历时200多天，将800多位深陷险境的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等奇迹般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整个营救行动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历时200余天，沿途跋山涉水，遭遇匪徒、躲过追杀、住过草寮……这场“零被捕、零牺牲”的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也是粤港澳三地人文相亲的生动注解。

　　香港沦陷

　　日军大肆搜捕文化界精英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势力出动300余架飞机悍然轰炸美国珍珠港。

　　此时临近圣诞，7200公里之外的香港，许多人正翘首以待佳节到来。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日军的铁蹄就悍然进犯香港。

　　12月8日，日军从深圳方向发起攻势，迅速攻占九龙和新界。日军第二十三军航空队对启德机场发动突袭，使英军完全丧失制空权。驻守港岛的英军节节败退，从九龙退守到香港岛，企图依托山地和炮台固守。

　　12月18日，日军在北角、太古等地强行登陆，与英军展开激烈巷战。英军虽在黄泥涌峡等地组织反击，但因兵力不足最终溃败。

　　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日军压倒性攻势下宣布投降，这一天被称为“黑色圣诞节”。

　　香港就此落入日寇之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暂时成为免受战火摧残的“文化安全岛”。抗战开始后，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夏衍、梅兰芳、梁漱溟等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香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

　　宋庆龄主办了《中国大同盟》，范长江发行了《华商报》，茅盾主编了《笔谈》。几十种进步文化书刊、大量文艺作品，使香港变成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成为“中国的新文化中心”。

　　香港猝然沦陷后，日军开始大肆搜捕这些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

　　这些知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人士面临着致命的“双重威胁”:一方面，他们早已在日寇的追捕名单上，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受国民党特务的追杀。邹韬奋、柳亚子等人甚至被下达了“格杀令”。许多人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况之中，短期内只能在香港多处频繁转移，但距离被捕也只是时间问题。　　

　　秘密营救

　　历时近一年，陆路、水路两线转移

　　这一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早在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就两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12月9日，放心不下的周恩来还特地再次急电，明确指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起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如何把几百名知名人士从日军严密封锁、全城搜捕的香港安全救出来，成为摆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难题。在党中央的高度关心下，廖承志等人千方百计突破封锁，与活跃在新界等地的东江游击队及地下党的同志们取得了联系。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在全市展开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还在各个码头上都设置了监视哨，这使得营救行动危险重重。

　　为了突破日军严密的水陆封锁，廖承志等人设计的营救行动分东西两路进行，也就是从陆路、水路两线撤退。

　　西线以陆路为主，是大营救中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条路径:从九龙出发，来到元朗十八乡，翻越大帽山，再从落马洲渡过深圳河，辗转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

　　东线则是水路为主，同样从九龙出发，经西贡渡海至大鹏湾，随后进入惠宝沿海。

　　1942年1月10日凌晨3点，廖承志等人终于成功集结起第一批离港的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人。扮成难民模样的他们趁巡逻的日本士兵换岗时，藏在木船的舱板下，趁着夜色从铜锣湾渡海抵达九龙红磡。在红磡码头上岸后，一行人经青山道到荃湾、元朗，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

　　从这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和爱国人士，从香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进入东江游击队地区。前后历时近一年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就此拉开了序幕。

　　全面胜利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的福建会馆，原本是福建籍王氏商人筹建的闽商会馆，抗战中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老隆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连贯就是在馆内指挥大转移行动。

　　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有汽车能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川地区抗日民众组织十分活跃，此外，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后东特委)机关就设在老隆，便利的交通区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是老隆成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的主要原因。

　　当时，东江游击队将被困在香港的数百名国内外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抗日人士和国际友人经老隆、韶关，护送到大后方各地。脱离虎口的他们继续拿起特有的武器，为抗日民主事业进行斗争。

　　由于被国民党重点通缉、严加搜捕，1942年11月，原本首批撤离香港的邹韬奋在经历了十个多月的生死突围后，终于到达苏北解放区。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他的脱险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以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的结果，取得了全面胜利。

　　整个营救行动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历时200余天，沿途跋山涉水，遭遇匪徒、躲过追杀、住过草寮……这其中不仅有广东党组织的周密布置，更离不开各方势力和爱国群众不遗余力的同心协作。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不费一枪一弹，护送全员脱险。首批被营救的文化名人之一、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评价:这场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策划:陈成效

　　统筹:林耀华

　　采写:南都记者 林耀华 龙飞

　　实习生 王翊如

　　摄影:南都记者 林耀华 龙飞 伊凯文 陈永嘉

　　姚天明　杜银龙　欧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