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人“咫尺天涯” 只为守护羊城平安

　　视频连线采访,左下为刁翔文医生,右下为赵娟护士,右上为救护车司机邹永祥。通讯员供图

　　针对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重点人群的“闭环管理”能够将潜在的传染源控制住,从而切断传播链条,保护广州1800万市民免受新冠病毒的滋扰。而从事“闭环管理”的医生、护士、司机、管理人员和事务岗工作人员,则一头将自己扎进了两点一线的工作当中,他(她)们与家人朋友近在咫尺,却被一道管理黄线隔绝得仿佛远在天涯。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刁翔文、护士赵娟和负压救护车司机邹永祥,就是这样一个在闭环管理中兢兢业业工作的组合。他们在口岸接送疑似病例前往隔离点,在疫情发生后接送阳性患者前往定点医院。

　　穿上白衣、防护服,他(她们)是大白,是白衣天使；褪去这身白袍,他们也是普通人,是老人的独子、幼儿的父亲。在中山一院急诊科,这样的形象还有很多。生活在岁月静好之中的我们,需要感谢那些负重前行的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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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报名转运专班　一干就是一整年

　　自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尤其是进入到全球大流行阶段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始终是我国疫情防控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核心策略。外防输入,就需要有专业人员在口岸进行检测,将输入性确诊、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找出来,将那些密切接触者找出来,转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治疗和医学观察。找到并转送指定地点的过程,是一个闭环,它确保了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物理隔绝,从而斩断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和链条。

　　从事这一闭环工作的医护车组人员,也需要闭环管理,虽然有防护服,但他们事实上与确诊患者、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进行了密切接触。于是从开始进入转运专班开始,刁翔文、赵娟、邹永祥也进入了闭环管理。活动的区域单调乏味,居住的酒店前都有一道黄线,那是闭环管理医务车组不能逾越的存在。

　　在广州这个空港枢纽城市,类似的转运车组共设置了数十个,由广州市内各大医疗机构选派(自主报名)医护、司机组成。“按照原计划,从事类似的转运专班,一干就是一年时间。他们需要每工作21天,就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然后才有7天的居家隔离的时间陪同家人。”詹红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刁翔文这个车组都是自愿报名参加的,当时刁医生第一个报名,各方面条件符合要求。于是,2022年1月,在农历新年前,该车组三人进入到专班中。

　　1月12日,他告别了妻儿、父母,来到定点收治医院附近的医务人员专用酒店里。刁翔文来自医学世家,父亲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上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母亲则是一名护士,妻子是兄弟医院中山六院的一名超声科医生。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家人是非常支持的,虽然这意味着要过约一年时间“咫尺天涯”般的生活。

　　“刚刚开始时其实各种不适应,儿子还不到5岁,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但没办法,选择了这个,就得干下去,总不能半途而废。”刁翔文医生在和南都记者视频连线时表示,想家人的时候,就打视频电话,虽然和家人的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但工作让网络和电话成了维系亲情的纽带。“那感觉就像在出一个五六公里的差,而且一出就是四十几天(一个闭环周期一个半月)不能见面”。

　　算起来,近5个月的时间里,刁翔文医生、赵娟护士和邹永祥师傅已经进入“四环”(第四个闭环管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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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忙碌时司机两天只睡了约6小时

　　赵娟护士从业11年,在中山一院这样的国家级医疗中心急诊科打拼了十多年,早就练就了女汉子般的工作热情和状态。“进入专班,就像进入了完完全全一个人的生活”,她向南都记者表示,进入专班的每一天都是印象深刻的。她负责转送过2岁的孩子、80多岁的长者,当确诊的妈妈拖儿带女地坐上救护车进入定点医院时,她还抱过身穿防护服的孩子,虽然两人都有防护服物理隔绝,但孩子拽着她的手时,明显是向自己寻找依靠。

　　至于邹永祥师傅,则是转运专班的“老人”了。去年广州“5·21”局部疫情发生后,他就驾驶着爱车一头扎进了荔湾芳村,对于重点人群转运工作熟门熟路。遇到封控区道路变更,邹永祥总能精准地找到唯一的出入口,快速将车停靠在待转运人员身边。

　　“由于我们的工作往往和核酸检测报告的发出时间紧密相关,不出车的时候与其说是在休整,不如说我们在待命。而且等待到指令的时间,往往是深夜、凌晨。”刁翔文告诉南都记者,用于转送的救护车为专用的负压车,在低于大气压强的救护车车厢里待久了,感觉很难受,很难名状。即便如此,他和赵娟两人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最关键的是,当疫情来袭时,封控管理让所有的导航地图失去了指引作用。有时候我们两人得向指挥部进行汇报,并协调封控区基层工作人员去挪开铁栅栏、雪糕筒。”刁翔文告诉记者,在最忙碌的时间段,救护车司机邹永祥师傅两天内只睡了约6个小时。而刁翔文和赵娟每天的休息时间也很少。刚刚把这一波患者送到了定点医院,那边的隔离点又有了全新的核酸检测报告,有人员需要转送。

　　幸运的是,广州疫情在不到一个潜伏期(14天)的时间段里得到了极好的控制,社区传播链条成功掐断。这里有决策上的果断、有疾控公卫人员的快速流调摸清传染源锁定密切接触者,也有重点人群转运车组医卫、司机的艰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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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这轮,我再在父亲身边尽孝吧”

　　5月20日,刁翔文接到父亲病了的噩耗。老人家之前罹患过脑胶质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容易复发的神经系统肿瘤。最近的检查中发现复发了。更为关键的是,检查同时发现了周围型肺癌。

　　作为医生,刁翔文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想过向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申请退出转运工作。但这意味着要有新的急诊科同事递补进来中途接手。病榻上的父亲坚决要儿子完成这一个轮次的闭环管理,不要给医院和上级主管部门添麻烦。家里的事务由家人承担下来。

　　最先知道刁翔文遭遇的是中山一院急诊科副主任熊艳。她很快将这一情况向詹红主任进行汇报,此时已经是5月27日了。詹红教授一边将情况向中山一院医务科和院领导汇报,一边命令似的建议刁翔文立即向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转运专班指挥部门汇报。

　　无论是医院、科室,还是广州市卫健委专班负责人,都非常支持刁翔文的“中途退出”,可说是一路绿灯。但5月30日,家人为了不给刁翔文添麻烦,不给组织和整个广州疫情防控工作添麻烦,悄悄地就把肺癌手术给做了。

　　“其实,如果刁医生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立即进入医学观察。然后老人家将择期手术时间顺延一下,待14天医学观察时间一到,他是能陪着老父亲去做手术的。”詹红主任向南都记者表示道,在去探望这位老人时,老人家没有太多怨言,只是泪水涟涟,分明是期望独生儿子能在他最虚弱、最需要的时候陪在身边。

　　詹红一边加速了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和后续接替人员的选派工作,并建议刁翔文立即进入医学观察,准备休假陪同家人。但刁翔文医生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既然父亲的肺癌手术已经完成,那就干脆完成这一个轮次的转运专班工作。

　　6月6日,已经是这个轮次专班的倒数第二天,再有一天就有兄弟医院的车组进驻接手后续的工作。再过一个医学观察期,就能回到父亲、家人的身边。“后续还有辅助治疗,还有脑胶质瘤的治疗,到时我再在父亲身边尽孝吧”,刁翔文表示。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通讯员　彭福祥　梁嘉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