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凭借这个防控模式，受到世卫组织肯定

ACT模式让隔离人员的生活一如往常，让非隔离人员感到安心。现在，ACT模式发生了因地制宜的变化，实现了三人小组到五人小组的转变。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以及来自境外输入的压力，深圳现在仍然能够实现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在于ACT模式因地制宜的优化升级。

“中国成功扑灭一场‘大火’，采取有目的性的措施，将返城人流处于观察和监测之下，中国的战略技术是正确的。”从世卫组织的点赞，不难看出中国疫情防控的力度。2月19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来到深圳考察，在走访了侨香村社区后，肯定了社区创新实施的这种“ACT”防控模式。

“他不会让你觉得你什么都做不了了，其实你什么都还可以做。”ACT模式让隔离人员的生活一如往常，更让非隔离人员感到安心——短时间摸排出大量返深人员信息、安排强制隔离驿站、监测身体健康情况……而在境外输入案例增多后，这个模式又发生了因地制宜的变化，实现了三人小组到五人小组的转变。面对疫情的变化，这个模式似乎总能给出及时应对的防控方案。

从排查疫情到提供服务，

三个独立部门联动才能实现

自疫情发生以来，深圳的各个街道社区都涌现了一批“三人小组”。这个以社区工作者、社康医务人员、社区民警三位一体组建的组织，构成了疫情防控期间社区联防的基本面。

ACT模式何以诞生自侨香村社区？和这个社区几年前已经形成的四人小组架构分不开。罗佳佳是侨香村社区党委书记，他代表的就是社区这条线。疫情发生以来，上户工作几乎都是他带着社康主任、辖区民警执行。三个独立的部门想要联动，不是件容易的事。

排查信息的任务在社区，但权限却在公安。可两难的局面在侨香社区从未出现过，只要罗佳佳有需求，辖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去查询居民信息以及行踪轨迹。“他们在掌握数据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太难得了。”

顶着压力接触高危人群，

公安介入发现瞒报现象

“紧急寻人！5089名旅客，1月19日从广州南沙到越南的星梦邮轮有确诊病例。”1月底，搭乘过星梦邮轮的乘客散落在各地，其中一家四口就在香蜜湖街道香安社区。在仅剩一天隔离期的情况下，这家住户不愿前往健康驿站。但作为密切接触者，一家四口居家隔离的情况不足以让邻居们安心，香安社区党委书记王利东花了3个多小时，直到凌晨才说服了他们。一场看似只要遵法守纪就能完成的隔离，却因为当事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往往会消耗社区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其中。

疫情防护初期，深圳市各社区接到通知需要排查有湖北旅居史的人员以及湖北籍人员的情况。3天之内，香安社区需要摸排3700多个湖北籍人员。仅仅打电话不够，需逐一上门摸排并登记纳管，进行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每当有湖北人员返深，社区工作人员在接到通知后，都要在返深者抵达小区前等在入口处，再一路跟车送他们去健康驿站隔离。

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摸排清楚辖区居民情况，三人小组必须通力合作——社区人员先摸排一遍，再根据公安提供的出行轨迹进行排查，如有身体异常，社康人员会立即介入。

这种比人口普查更精细的摸排，果然有效果。3月4日，香安社区民警梁宏经过排查发现，一名境外输入人员进入辖区，但该小区登记的实际居住人员并没有这一例。这意味着业主瞒报的同时，管理处并没有掌握他们的实际居住情况。梁宏经过多次登门确认后，对入境人员进行了隔离，直到3月19日凭借阴性的核酸检测结果解除隔离。

购买的社会服务黏合多方力量，

构成了统筹协调的基础

自疫情发生以来，侨香村社区实现了零社区传播、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死亡病例。ACT模式何以诞生自侨香社区？又是否可复制？

顺畅，是侨香村社区疫情防控期间最日常的状态。疫情是突然来的，他们的默契却是自2013年磨合过来的。

和其他社区不同，侨香村社区是全市首个不设工作站的社区，自2013年该社区成立以来，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提供。罗佳佳是侨香村社区第四任党委书记，也是自侨香社区成立初始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彼时，他所属的社会组织是福田区万厦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而侨香村的物管是深圳市万厦居业有限公司。这个具有物业背景的社会组织，在社区的运行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这次疫情的突然暴发，运行了7年的侨香模式发挥了作用。从起初辖区出现密接人员，罗佳佳和社康、公安负责人构成的三人小组就组建了群组，密接居民可以在线提需求。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又诞生了一批居家隔离人员，“最多的时候有近50个群，他们有任何需求都是直接跟我提，我来协调解决。”

隔离人员对于隔离生活的未知、居家环境如何消毒、生活垃圾如何处理等问题，都能够被三人小组悉数解决。而ACT社区防控模式，正是三人小组模式的延伸、总结和提炼。2月19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来到深圳考察，在走访了侨香村社区后，肯定了社区创新实施的“ACT”防控模式。

小区率先推出隔离公约，

ACT模式发展成五人小组

东海社区里不乏高档住宅，其中居住着大量前来深圳经商、工作的韩国人，东海花园就是其中典型。2月下旬韩国疫情暴发，大批韩国人坐飞机前往中国。相关新闻的出现，也让东海社区拉响了警铃。

东海社区党委书记李晓雅决定，借着公安和物业的数据开始扫楼。“整个辖区有250名外国人，其中韩国人150多人。那个时候待返深的有70多人，对我们来讲是有风险的。”经过摸排，社区发现东海花园二期有30多个韩国人。2月24日，东海社区决定采取小区公约的形式，来约束返回小区的韩国人。

彼时尚未出台境外输入人员的隔离政策，东海社区就率先推出了小区公约，要求返深外籍人员居家隔离。而这份公约，就是朴贤玉翻译的隔离资料。面对大量外籍人员返深的情况，东海社区不仅调动了物业队伍，还加入了翻译的角色——通过福田区团委招募，社区挖掘出了一批翻译志愿者，形成了一支30多人的外语志愿者队伍。“他们不只是服务东海社区，而是辐射到整个香蜜湖辖区。”在李晓雅看来，这无疑形成了一道防火墙。社区、公安、社康、翻译、物业，如此一来，ACT模式发展到东海社区，已经建立在五人小组基础之上。

　　专家说法

未来防疫工作或借助

专业化志愿力量实现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明亮认为，此次疫情防控得以推进，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基层管理经验。就深圳而言，在没有发生疫情之前，基层管理方面运用的是网格化管理思路和模式，“社区下面划分成了若干个网格，网格化的管理思路此前停留在社区的管理服务上，如出租屋管理服务、人口排查等。”

在疫情发生之后，原本的网格化管理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疫情是对人的管理，公安、社康力量开始介入，植入进原本的社区管理单元。随着现阶段的外来输入病例增多，专业的翻译力量也逐步介入。

而对于深圳这种商品房小区密集的城市，物管在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一部分居家隔离人员还需要线上心理辅导等服务，这些则依靠党群服务中心的社工来完成。“我们是自上而下的统筹式管理，在街道和社区有非常强的队伍。而当城市进入一级战备的时候，各部门的政府人员还要下沉到社区，诸多因素的介入，推动了ACT模式的诞生。”

随着疫情响应级别的下调，疫情防控仍在继续的情况下，防疫机制会出现变化。“现在更多的是招募志愿者，社区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繁重了。”明亮认为，未来的部分防疫工作也可能通过专业化的志愿者来进行。“快速的响应在未来做常态化考虑，疾控、公安等业务部门可以更松散的方式开展，比如对社区居民开展健康保健、日常防护等工作。延续这套管理架构和模式，在面临不同问题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知多D

　　何为ACT模式？

“A”（Administration），即党委政府严密组织，让病毒源头“切得断”；“C”（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即社康中心巩固阵地，及时发现发热病人和疑似患者并做好隔离和转诊；“T”（Trinity Mechanism），即社区工作者、社康医务人员、社区民警三位一体组建“三人小组”，多元参与、联合防控。

07-08版

采写：南都记者 张馨怡

通讯员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