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要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更大的视野谋划未来发展”

唐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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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二十五载，唐杰的身份在学者与官员间转换。初来乍到之时，他是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部的部长，研究深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后来，他转身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在深圳当了六年副市长。如今，他一如既往地关注深圳，研究深圳，在他的很多公开发言中，话题离不开深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2015年，唐杰从深圳副市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便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一名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学、空间(区域)经济学等，深圳是他的老话题、新课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如今是“躲进学术小楼看问题”，多了一份客观、中立的视角。如果要给这位深圳原副市长、现哈工大教授贴个标签，他是当之无愧的深圳资深观察家。

12月28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深港澳科技联盟指导，南方都市报社、深圳市互联网创业创新服务促进会主办的第三届深港澳科创大会将会举行。值此之际，唐杰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深度专访，我们就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问计于他。

唐杰谈到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深圳需要更加持续向上迈升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二是深圳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向上海学习。他表示，深圳是在一个大区域下的小城市，是从工业区走来的城市，不像上海开埠以来就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以长江三角洲一带为底，影响力顺上海溯江至中游，影响了中国经济总量超过40%，是一个经济区的概念，这是上海的雄心和气魄。

“深圳为什么不能把产业推到东莞？配置到惠州、中山？中央要求深圳发挥核心引擎的作用，引擎不在于自己做多大，在于周边的发展。”唐杰说，只有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更大的视野上谋划城市发展，才能找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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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深圳的三个特质　效率就是生命、自我危机意识和人文精神关怀

南都：您在一些公开演讲里提到了对深圳这些年发展的认识，认为深圳已经从高速发展换挡到中高速，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您觉得现在或者说是未来一段时间，深圳在科技创新上，应该做怎样的一些战略调整或定位？

唐杰：经济发展永远是个转型过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对应着需求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同，你也可以把它反过来说，因为结构提升，有了更高的发展，就是说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定会对应着不同的需求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

深圳从200美元(人均GDP)起家，走到今天3万美元，它一定会对应着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我们继续往前推演，深圳从3万美元到6万美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技术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转型永远在路上。深圳的发展是一个连续化的过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它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收入变化。

南都：在这种必然的结构变化当中，从城市顶层设计的角度，根据深圳的城市特质，您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怎样的一些结构方向？现在很多城市和区域的科技创新或者说是产业布局，越来越雷同化。对于深圳来说，您觉得它的科技创新应该在哪些方面有一些自己的、不同的东西？

唐杰：我觉得深圳的特质，第一个是城市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个远大的目标来自于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第二个特质就是深圳的ICT产业，这是个蓬勃向上的产业，大量的可以细分化的领域足以提供给每个人、每个企业一席之地，大家又可以共同把这个产业做大，这就变成了深圳的一个特质。

其实深圳很幸运，你说深圳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的呢？我觉得当年的“三来一补”给深圳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深圳的不同在于没有停在“三来一补”，而是在“三来一补”的基础上推出自己的品牌、设计和创新。深圳不以低为低、不以高为满，我觉得这是深圳特点。所以走到今天，深圳还是会觉得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就是深圳特质。

深圳的特质也是南都当年最早报道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它成为了深圳的一个精神。我个人理解深圳精神，其实就是三个口号：一个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二是面临困难的时候，自我的危机意识很强，没有丧失自信心，相信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精神就可以走出去。所以《深圳，你被谁抛弃？》，它就变成了一个深圳精神，甚至隔一段时间就会被讨论；三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关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个口号最有代表性的。

您从副市长这个角色退下来之后，今天是站在一个教授的角度来谈论深圳，这跟您当时做副市长的时候，在立法机构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不同？

“完全不同了。我现在不就是第三只眼睛看深圳吗？你不处在决策，你也不在企业受决策影响，你躲在一个学术小楼里去来看看、来想想这个事做得合理吗？你实际上是这样来想问题的。”

“深圳的特质也是南都当年最早报道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它成为了深圳的一个精神。我个人理解深圳精神，其实就是三个口号：一个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二是面临困难的时候，自我的危机意识很强，没有丧失自信心，相信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精神就可以走出去。所以《深圳，你被谁抛弃？》，它就变成了一个深圳精神，甚至隔一段就会被讨论；三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关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个口号最有代表性的。”

“深圳会不会今后就要走向上海？走向北京？我觉得值得研究。值得研究什么？就是说深圳更加接近硅谷，那么未来深圳可能需要向北京学习更多的基础研究如何进入产业，向上海学习在更强大的产业方面，具有国之重器的能力，但是它的本质特征可能一定会区别上海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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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对比北京、上海　向北京学习基础研究如何进入产业，　向上海学习国之重器的能力，　但深圳本质特征区别于二者

南都：这几年，以我们自己的观察，在新经济或者是平台经济的时代，上海诞生了一些生活方式创新的平台，但是反观深圳，除了腾讯，似乎后继乏力。深圳经济转型期会不会存在着思维定式，跟不上互联网这种新经济的发展？

唐杰：我并不觉得上海的新经济超过深圳，我觉得上海引起深圳关注的是国之重器，比如芯片、高端医疗设备、材料、航天航空等领域，这就是上海和我们的不同。深圳有大量的小微企业，它们长期关注的就是一个快速成长。快速成长的时候，由于这个城市本身的科学底蕴不够，它就很难在重大的方向上持之以恒。在持之以恒下，只有华为做到了，为什么只有华为做到了？华为如果没有这个行业的快速成长，它能做到吗？华为抓住了行业快速成长、产业快速成长、技术快速成长的机会，不断地向前走，但大多数企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深圳和上海的差别。

深圳和北京的差别，我倒是觉得是在新经济方面的差别。我现在这样分析，新经济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算法技术，算法技术它更加接近基础研究。深圳缺什么？深圳和北京、上海相比，北京是中国科学的中心，上海是中国科学和大型工业化的中心，深圳则是个轻型产业的中心，有优势，突破很快，但是它不具备厚重的科学基础。

深圳会不会今后就要走向上海？走向北京？我觉得值得研究。值得研究什么？就是说深圳更加接近硅谷，那么未来深圳可能需要向北京学习更多的基础研究如何进入产业，向上海学习在更强大的产业方面，具有国之重器的能力，但是它的本质特征可能一定会区别上海和北京。

深圳长期关注制造，这是深圳的最大特点。深圳走向今天，是以“制造立市”的。但是制造对于深圳而言，向做大装置制造延伸，那就是上海，向北京延伸，就是去统领制造的算法。我个人觉得，深圳可能是要在上海、北京之间寻找一个新的方式，其实未来的要义是算法，生命科学需要大量的算法。所以对于深圳而言，如何更好、更快、更高地推广计算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深圳现在欠缺的是什么？就像中关村之于北京，所以我们现在做鹏城实验室、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深圳今后有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等一批高校在计算领域产生出不亚于中关村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

南都：我们在基础研究上面是存在现实的短板。

唐杰：对，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深圳要提升的，深圳要认识到，否则这个短板是补不了的。要我个人理解，深圳长期以来是这样的，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识别机制，能够很好地判断哪些基础研究接近了应用、接近了市场，然后把它贴现回来。深圳就是创造了一个VCPE机制，它可以发现技术，给技术定价，依法保护技术，深圳就发展起来了。

但是深圳可以永远这样做吗？可能就会产生疑问，实际上这就变成一个现代大学的作用。大学真正的作用是什么？思想和基础研究的引领。当我们鼓励大学教授走向企业的时候，企业就会很容易地贴近科学，走向科学才能够向前行。所以说大学教授们、研究机构要发挥重要作用，他的人才要更贴近于产业，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尽量不要把大学的东西限制得很死，这也是深圳现在讨论的东西。

当有一所优秀大学存在，一座城市整体的科学水平会提高，你从大学的优秀科学当中所汲取的营养就会增加，城市的脉动就会跟上科学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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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深圳的使命担当

拥抱湾区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未来，但没有更宏大的视野就找不到未来

唐杰：在更大的视野中，实际上按照45分钟通勤标准，我们现在的城市，从总体上来看，过去在城市通勤的便捷性、高效性的注意是不够的，如何做这是个大问题、大文章。

我们不能自我设限，我觉得深圳未来应更加有意识地拥抱湾区，按照中央的要求，真正发挥核心引擎作用，这才叫有担当。担当不是占便宜，担当是要付出的。现在也不能说深圳不扩容，也许有一天扩大地盘，大家皆大欢喜。但是不扩大地盘就不行吗？深圳地盘扩大一倍到4000平方千米，广州现在7000，上海6300，北京16000。上海6300也满了，总有一天面临土地空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经济活动的密集是以土地不流动为基础的，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扩大地盘只是权宜之计。

国家领导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整体部署的是一个沿海的巨大开放。今后湛江、茂名、潮汕一定是对内的一个重要通道。从西南三省一市出来，在湛江就直接出海了，又带动了福建、广西，半壁河山在这里了。

深圳需要有更加宏大的视野和雄心，要继承深圳最基本的精神——脚踏实地，你若没脚踏实地就肯定没有未来，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你就找不到未来。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主体一定在珠江口，几座大桥一修，深港澳珠就连起来了，整个深港澳珠占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的约三分之二，今后珠江三角洲口一定会出现一条1000公里的沿海大通道，这就是中国未来50年的开放。

深圳就需要思考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前景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找到什么机会。显然只有这样一个构架，珠江三角洲可以和长江三角洲比了，深圳可以和上海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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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深圳经验能复制吗

不可简单复制，有“三个难复制”

南都：在国家战略下，深圳确实面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国家要求深圳先行示范，我们知道先行示范是你先做了，然后告诉人家怎么做。因为您之前其实是分享过关于深圳的发展经验，说深圳的经验对于其他城市来说是不具有可模仿的。您这一论断和深圳先行示范之间怎么理解？因为从字面上看来，似乎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个很难被复制路径的城市，怎么样去做好先行示范的角色？

唐杰：那是个误解，那个问题是个问号，深圳经验不可复制吗？它是不可简单复制的，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聚合的过程，习惯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移民文化它是不满足的，因为不满足出来了。到了深圳来，天天看着是不满的，幸福感不高，天天在那抱怨，但是还不愿意走；移民城市其实还有一个重大的特征，它是打破社会分层的。

“深圳经验”有三个难复制的地方，一是它的唯一性，移民是唯一性，靠近香港是唯一性；二是深圳的改革会创造改革。我经常去给别人讲故事，就讲深圳的改革怎么从一个改革带来另外一个改革，带来雪崩性的效应，滚雪球它越搞越大，这就是改革创造改革。

我为什么说“深圳经验可复制吗？”道理就是你能通过一项改革，能创造出无穷的想象吗？无穷的想象不是政府要改，要看到企业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因为你放松了一项管制，企业就会产生更多的需求，你就可以改造更多的东西。

我们现在总觉得是政府推动改革，事实上是政府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政府发现不了这么多问题，是大量的市场需求在深圳演化成了深度改革。我觉得这是各地不太具备的，要怎么复制？你要能够让企业家去创新，企业家提要求，有多少城市是这样的理念。

还有深圳不可复制或者别人难学的就是法治精神。深圳有若干经典的立法，最经典的立法就是《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

深圳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我觉得优于北京而和上海相当，为什么深圳40年可以达到呢？不就是依法吗，自个给自个立法。深圳现在要说困境，你也可以说就是立法立了一个生态线，生态线里头不能开发，假如我们要无穷地开发，我们还是深圳吗？这个城市用法律自己约束自己，现在谁也没人打生态线的主意，大家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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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寄望深圳科技创新

最近5年用近9%土地　做科学引领，是巨大的转型

南都：您从副市长这个角色退下来之后，今天是站在一个教授的角度来谈论深圳，这跟您当时做副市长的时候，在政府机构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不同？

唐杰：完全不同了。我现在不就是第三只眼睛看深圳吗？你不处在决策，你也不在企业受决策影响，你躲在一个学术小楼里去来看看、来想想这个事做得合理吗？你实际上是这样来想问题的。

南都：哪个角色更难一点？

唐杰：都难。你当教授，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前思后想，这个话设定的场景、假设条件成立吗？我要说是同一片蓝天下，都在中央领导下，深圳经验就可复制。这个话还是要设置若干条件的，移民文化加上香港，同时还有一个特质，深圳土地面积狭小，行政层级不高，你肯定要设想到这些，你才能来讨论深圳走向今天的过程中，偶然性里头有必然性，这就是做学术，你的逻辑是要严谨的，难度当然比做决策的时候不会低。

南都：站在您现在的身份角色，给深圳的未来的科技创新提一些寄望？

唐杰：深圳走到了今天，大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在人均GDP3万美元的时候，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了，新的时代是和前40年完全不同的。新的时代就是一个科学创新引领的时代，这是深圳要迈的一个重大的坎，迈得过去深圳就会持续辉煌；迈不过去，深圳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类似于香港的困境。但是要我现在看，深圳的努力方向是对的。我们看最近5年深圳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办大学、研究机构、建科学城，用将近9%的土地资源来做科学引领，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城市的方向、建设、结构、技术，40年之后可以看，这是个巨大的转型。

转型有没有风险？一定有风险。因为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它当期成不了GDP。而且我们自己搞基础研究，深圳没有大规模管理高校的经验，没有大规模管理国之重器、大规模科学实验室的经验，如何让这些实验室能够迅速成功，能够推动产业发展，我觉得这是一大难题。

第二大难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家的视野，特别是提升新一代企业家的科技素质，世界性的眼光，这是难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深圳经验’有三个难复制的地方，一是它的唯一性，移民是唯一性，靠近香港是唯一性；二是深圳的改革会创造改革。我经常去给别人讲故事，就讲深圳的改革怎么从一个改革带来另外一个改革，带来雪崩性的效应，滚雪球它越搞越大，这就是改革创造改革。还有深圳不可复制或者别人难学的就是法治精神。深圳有若干经典的立法，最经典的立法就是《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

“转型有没有风险？一定有风险。因为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它当期成不了GDP。而且我们自己搞基础研究，深圳没有大规模管理高校的经验，没有大规模管理国之重器、大规模科学实验室的经验，如何让这些实验室能够迅速成功，能够推动产业发展，我觉得这是一大难题。

第二大难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家的视野，特别是提升新一代企业家的科技素质、世界性的眼光，这是难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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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王莹

采写：南都记者 王莹 程洋

摄影：南都记者 赵炎雄

摄像：黄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