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讲述《读书》掌故

《〈读书〉十年》，扬之水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版，198.00元。

　　□ 姚一鸣

《〈读书〉十年》是原《读书》月刊编辑扬之水(本名赵丽雅)写的日记，从1986年至1996年十年间赴各地约稿、买书、读书记录、编辑部的日常，以及和诸多文化老人的交往，串引出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实录”“精准的文化人物剪影”，从个人的角度审视了围绕在《读书》杂志周围的人和事。

《〈读书〉十年》先由中华书局出的精装本，先后共出三本。在《读书》杂志创办四十周年之际，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读书〉十年》的增补本，除全部收入十年的日记以外，增补了“友朋书札”一辑，共“收入二十七位师友信札计一百五十八封。除编著往来、书稿讨论等事务性内容外，各位书友点拨学问，平章人物，以至感叹时局，自书身世，长书短简，均能见出各人面目性情。”(杨早《十年日记 百科全书》)

2011年11月扬之水《〈读书〉十年》刚出版，一时好评如云，因为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在广大知识型读者群中享有盛誉，1979年创刊的《读书》这本薄薄的三十二开的杂志，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中肯、文风的隽永、深遂的观念，成为了知识界和读书界的风向标，和其倡导的“给喜欢看书的而不是给做学问的人办的《读书》”主旨，给当年的广大读者做了很好的引导读书作用。在《读书》作者中有一大批大家、名家，诸如金克木、吕叔湘、黄裳、冯亦代、蓝英年、徐梵澄、谢兴尧、施蛰存、唐振常、周一良等，均为之撰文写稿，这些深入浅出的名家随笔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扬之水作为编辑适时的约稿也是功不可没，这在《〈读书〉十年》中有不少记载。

至2012年7月出版《〈读书〉十年》(三)时，尽管距第一本出版不到一年，但似乎热情不复以前，还是隽永的文字，还是琐碎的记录，重抄自己以前的日记，由于涉及的人和事颇多，必定牵涉到一些隐私不宜公开，所以花些时间斟酌整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读书》编辑部出来，扬之水调入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出版过一系列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专著，自此声名鹊起，而在《读书》的十年无疑是扬之水汲取知识养料的重要阶段，也是扬之水成功绕不开的话题。

在中华版《〈读书〉十年》中，扬之水曾经写道：“关于我和《读书》的十年，一切尽在这挑挑拣拣的几十万字中，其中有些内容似乎不宜公开，不过想到这些评议其实很能反映评议者本人的性情与识见，却无损于被评议者的成就与名声，时过境迁，这些‘私语’便只如《世说新语》的讲故事，我们便也只如听故事罢……”扬之水要讲些什么故事，时间又过去了七八年，在《读书》杂志创办四十周年时，重读《〈读书〉十年》的增补本，竟又生出许多新的感受来。

日记中所记录的尽管是作者琐碎的日常，无意中保留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诸多“掌故”。兹录书中的一些片断，看似琐碎平常的记录背后，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痕迹和烙印：

“与吴彬一起到王世襄家借书《明式家具珍赏》，准备请王毅写一书评。恰在胡同口相遇，老先生正要去浴池洗澡，待说明来意，王先生隐隐稍有不快，但还是同意了。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又遇见老伴，老伴一听，可真是痛痛快快表示不高兴了，不过最后还是说：‘要是我的书，我就不借；他的书，我不管了！’家中很凌乱，引人注目的是几件明式家具：桌、案、床、凳、柜……”(1987年4月25日)把往王世襄家借书的过程写得栩栩如生，王世襄夫妇的神情描述细致，联想到为出版《明式家具珍赏》所引出的版权纠纷，王世襄夫妇的不高兴也在情理之中。

“读《忘山庐日记》，不过翻读数页，这位宝瑄先生的活法就令我钦羡不止了，日日读书访友、看戏、赏花、习字、会饮……人生若无干政之求、功名之念，此种生活，岂非最上之理想？吾当效法之。”(1987年9月23日)在日记中，扬之水关于买书读书的记录非常之多，在沈昌文和《读书》编辑部同事眼中，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从这段日记中也可以体现扬之水所向往的读书生活，正如张中行在信中对她的褒奖，说扬之水就是一个奇女子：“……有幸与你相识，感到奇太多了，司机七年，使我大惊；所书毛笔小楷可入能品，又一奇；古典造诣颇可观，似能写骈文，又一奇；为人多能，且想到即干，在女子中为少见……”张中行并非言过其实，扬之水之后一系列学术研究著述的出版，就是绝好的例证。阅人无数的张中行能发出此感叹，亦是对扬之水的绝好鼓励。

“《负暄琐话》书出，在老一辈学者中反响不小，张先生给我看了启功先生的手札两通，是两天之内相继付邮的。第一通乃书于荣宝斋水印信笺上，字极清峻，言辞诙谐，备极夜读此书之嘅。其后一封第二夜复又重读一过，心更难平。”(1987年10月19日)“昨日与王焱谈起启功先生写给张中行先生的信，王说：何不拿来我们发表？于是今晨往北大访张先生。他却说，启功是不愿将信示人的，公开发表则更违其意，况且张本人也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作为朋友间的通信尚可，昭之于世人，殊多不宜。遂作罢。”(1987年10月23日)这两段写到了张中行，对于启功书赠张中行信札发表的态度，启功、张中行两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这也表述了前辈们对公开自己信札的态度。在日记中还有不少有关张中行先生的记录，扬之水与之交往亦是受益匪浅。

“记起金克木先生几年前说过的话，因问先生当年返国之时，是否也有去台湾的打算，答曰没有，因对国民党未存什么好印象。‘至今还欠我半年薪水没发呢’——那是到了印度以后。”(1990年12月20日)《〈读书〉十年》的精彩之处，就是与文化老人的交往，扬之水是个有心人，每每上门拜访，或取稿，或送书，在和他们的聊天之中，往往会引出许多的回忆。就如金克木先生这段话，并不一定会写入他的文章，但被扬之水捕捉到了，记录下来就是一段史料。

从初读到再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给人的感受是时间越久，这些看似琐碎的文字如陈酿般经久弥香，也可唤起不少的记忆，至今被人津津乐道而又有无限回忆的上世纪80年代，在扬之水的笔下，通过私人日记的方式，真实地体现了出来。而围绕在《读书》编辑部周围的人和事，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的景象，这种景象是扬之水从个人的视界出发，以一个学习者、有心人的姿态，记录下了她供职《读书》编辑部期间的丰富经历，看似琐碎的平常，却是份难得的记录。掌故者，是指有关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遗闻轶事，泛指除正史以外有关社会文化及人物事件的记载。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不过三十年，本不刻意为之的记载，无意间保存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物事件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洗礼，那些往日的传奇会逐渐褪去，有些琐碎和私人化的《〈读书〉十年》，以它真实的记录，终会成为掌故。

已故的黄裳在《东方早报》上读到《〈读书〉十年》部分日记后，致信扬之水言：“因叹珍藏日记皆逸人韵事，可辑为一册，可惊俗目，又知足下为编辑时，辛勤周至，无怪为读者所盛赞，如此编者今无之矣。”(《〈读书〉十年》第五册“友朋书札”)是乃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