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锻炼一种新诗歌语言

　　□ 刘皓明

大约二十年前，曾有人问过我未来的写作计划，我回答说，我将来的写作会包括从四种不同的语言中翻译四位不同诗人的诗集。这部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os)的《竞技庆胜赞歌集》，便是我翻译出版的第四部诗集，虽然从原作的语种上算，却还未达到原定的数目。

除了最先翻译的里尔克《杜伊诺哀歌》，我在开始其他三部诗集的翻译之前，都曾有过深深的绝望感。荷尔德林、贺拉斯、品达，每一位都像是横亘在我面前的崇山。会产生这种感觉，不仅是因为这几位诗人的博大精深，也不全是因为原作语言本身的挑战，而尤其是因为我对母语，对我能引为源泉、令其荷载原作内涵、以之孳乳我和我的读者的我们共同的母语，对她能否胜任需要她完成的事业，心存疑虑。同很多西方文学的中译者不同，我对当下通用的书面白话——包括其句法、词汇、语义、形态等诸方面——能否与西方传统中最极致的诗歌语言相匹配、进而至于对其做到充分的覆盖，是持悲观态度的。是这种悲观的看法驱动着我通过诗歌翻译来进行语言试验。如今，在完成了四部诗集的翻译之后，我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我的母语能够胜任；不过同时也由此确知，她之所以能胜任，恰恰是因为她超越了人们通常给她划出的范围、作出的规定，无论这种范围和规定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是关乎句法的还是关乎修辞的、是属于体的还是属于用的、是系乎道的还是系乎器的。由于有了这样的超越，被重新划定了范围、制定了规则的诗歌语言便成为亦古亦今的、载中载洋的、既史亦野的、式繁式简的、兼文兼语的。在汉语中锻炼出这样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就是我从事诗歌翻译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读研究院时修习耶鲁古典系教授Thomas Cole教授的品达讲习班算起，我断断续续研读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竖琴诗人已有近三十年了。这些年来的研读，包括这部翻译，实在就是我对Cole教授那门课的缓慢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及其结果。而这一过程之缓慢、其结果可能含有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归咎于我自己，同时也期盼方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在编纂书中《引得》的过程中，我在Vassar College的学生助手和飞诺同学曾帮我仔细核对《引得》所含词条、译名以及出处。北京大学出版社刘方主任和责编王晨玉女士的热心合作和出色工作保障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本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西方古典学研究(二期)”项目的支持以及其负责人北大英语系高峰枫教授的鼓励与支持。译者在此一并向这些个人和她们所属的机构表示感谢！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这些年来翻译、笺注西方诗歌，也给我带来些意想不到的遭遇。《庄子》曰：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我本非智者，原不知要缄縢扃鐍，只意为抟铸学问公器而欲尽我菲薄之力，故不惜倾囊罄箧而献，却不料亦遭揭箧担囊之祸。古人于是告诫曰：“利器不可示人”，要“擿玉毁珠”“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采”，以息盗跖巧诈贪心。我以为这样的对策实在太消极、太极端、太蒙昧主义。自古盗虽有术，然而终不免被缉拿、遭捶扑。故而与其为防盗贼而坚壁清野、扃窗阖户，不如依旧让市列珠玑、户陈罗绮，同时铸刑书、明峻法，令不惩者缩手于为非之际、作歹者受罚于犯乱之余，这岂非于玄同天下之德更相宜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