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读”的文化圈

　　《汉文与东亚世界》，(韩)金文京著，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版，49.00元。

　　□王绍贝

　　东亚并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名称，历史上东亚各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传统受佛教的影响胜过儒家，这种说法很难取得广泛的认可。东亚文化圈被称为“汉字文化圈”似乎受到更多认同，其首倡者乃日本学者河野六郎，汉字文化圈所包含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历史上契丹（辽）、女真（金）、党项（西夏）、回鹘民族等也用过汉字。过去我们喜欢形容东亚各国的亲密程度是“同文同种”，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同种”不必论，所谓“同文”充其量只是借用文字，对此，今天很多国人的认识依然是模糊的。而围绕汉字的不同文化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观、国家观乃至世界观。

　　“岩波新书系列”是日本致力于介绍学术最前沿的大众通识“修养”读物，曾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其中韩籍学者金文京的《汉文与东亚世界》一书，旨在通过使用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来探讨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通过引进此书将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上东亚邻国是如何学习汉字、汉文的，并加深我们对东亚各国文化内在的联系和差异的认识。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中国国内因为地域广大，方言读音差异就很大，而在汉字文化圈各国之间，书写的文字一样，读音、读法也都很悬殊。金文京认为，在中国之外各东亚邻国汉文读法、写法产生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邻近民族语言系统之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韩语（朝鲜语）和日语一般学者都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黏着语，跟蒙古语、满语等属于同一系统；越南语虽为孤立语，系统却与汉语有别，是属于南亚语系的。这与欧洲各国大多数语言都同样是印欧语系屈折语的情况大相径庭。由于中国语系与近邻民族不同，为近邻民族学习汉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上古代交通不便，人际交流较少，且汉字是表意文字，抛开字音仍可理解内容，而中国的文言文本来跟口头语言有较大差距，这些都促使近邻民族——尤其是朝鲜和日本——很早就放弃了汉语口头语言的学习，而试图利用自己的母语系统来阅读、书写汉文。而在此过程中，朝鲜和日本等东亚邻国都认清了中国语言和本国语言之间的差别，进而建立起了与中国不同的国家观乃至世界观。因此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其最关键也最根本的连接点在于东亚各国通过“训读”，实现了将汉字作为共同的文化沟通手段，如果东亚各国没有通过“训读”这种方法，要实现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汉字文化圈”本质上应该称之为“训读文化圈”，金文京此书的日文版副标题也正是“训读文化圈”。

　　所谓的“训读”，金文京先生以日本的训读方法为例来说明训读的本质。第一步，训读是用日语的意思作为汉字的读音，如“山”字读为“yama”，好比我们直接把英文“book”直接读为“书”；第二步，将句子语序不同于日语的地方，颠倒为日语语序，且加以日语需要的助词或语缀，在这一步骤中还可运用颠倒的符号、数字顺序的符号做标记。因此训读的方法很有些类似用本国语言直接去翻译汉文的特点。而金文京先生也考证出，最早出现类似训读方法的应该是在中国翻译印度梵文佛经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佛经汉译的音译、意译过程中，有时把意译叫做“训”，而给颠倒语序的训读方法最大启发的也应该是佛经翻译的过程。金文京指出，现存早期的训读资料（8世纪）全部都是佛经，训读起源于佛教寺院殆无疑问。中国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大张其道，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正当其时，因此，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再研究中国传统的佛经翻译程序，僧人在翻译梵文佛经的过程也是与训读极为相似，先将每个梵文词汇直译为中文词汇，第二步是根据中文习惯调整语序，最后再加润色。

　　由梵文佛经的汉译到汉文经典训读的发展，金文京敏锐地指出：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同时也对古代东亚邻国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扩大了中国的梵汉同组论，以为梵文、汉文、和文（日文）是同等的，进而认为整个世界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日本三国组成，这就是日本独特的三国世界观。而挂钩语言、思想、世界观的媒介就是悉昙学。日本天台僧明觉就创造性提出“五十音图”主张三国语言同出一源，加上后来出现的“本地垂迹说”主张日本神是印度佛菩萨垂迹的“权现”（化身）。日本人借用印度的权威对抗中国的思考方式，也正是汉文训读的思想，以此保证训读的独立性和优越性。朝鲜接受训读的时间更早，但却没有发展出跟日本一样的世界观，由于日本可以不用向中国朝贡，所以三国同源观是一种中日对等的世界观，而朝鲜在中国的册封朝贡体系之内，无法说与中国对等，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自居中国之位，发展出朝鲜是“震檀”（“震旦”与“檀君”合词）。而日本也在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大量传入后，越来越开始形成“尊王攘夷”思想，并将清朝视为“蛮夷”。实际上，金文京似乎过于夸大了东亚各国的世界观差异，朝鲜、日本的变相华夷观乃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华夷观认为不应以地理因素判定文明的高低，而是应以是否符合中华礼教秩序来判定文明的高低，因此才会出现各自以“中华”自居的“本国中心论”思想。

　　训读方法在东亚各国的废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古代朝鲜由于接受汉化的时间比日本更早，汉文化程度也更深，早期留下的训读材料不多，且大部分是佛经，加上朝鲜后来推崇朱子学、压抑佛教，士人阶层很快便遗弃了训读，改为直读方式，并参考谚文的翻译。而日本也在朝鲜这个时期稍后的江户时代，由于知识阶层汉文修养的提升，提出了训读废止论，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以后。越南历史上也有类似训读的文化现象，但不普遍，近代以后越南废止使用汉字也就更没有训读了，今天还在继续使用训读方法阅读汉字的国家只有日本了。今天重新检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汉字文化圈”或“训读文化圈”现象，对于我们思考东亚的未来或许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