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眼中的晚清南粤

　　《洋记者的广州城记》，(美)威廉·怀特曼·伍德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版，56.00元。

　　□禾刀

　　《洋记者的广州城记》的作者威廉·怀特曼·伍德是一名美国记者、商人、博物学者和诗人，该书主要是伍德1820年代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澳门的见闻杂记，包括“黄埔、河南、澳门等地方，造船所、炮台、运河等设施，警察、理发匠、苦力等行业，儒学、佛教、道教等诸学派教派，天文、医学、自然史等学科学问，商馆、税法、鸦片交易等商业话题，叩头、龙舟节、婚仪等传统风俗，请愿、赌博、秘密结社等社会现象”。

　　或许是因为作者更倾向于面向外国读者，伍德的许多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刻意迎合中国人。不能排除伍德的观察有偏见，如他对中国历史文学还有音乐缺乏了解，书中审美自然无从谈起。当然，该书大体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那时的中国人特别看重令马戛尔尼无法接受的叩头之礼，裹脚陋俗令女人有苦难言但又不得不尊崇，街头江湖郎中骗子无视他人死活，赌博风气弥漫于街头巷尾，女性社会地位较为低下，中国人对墓地风水的奇妙解读，权贵阶层为了炫耀不用干体力活，把留得很长既不美观也不方便的指甲用竹节保护起来。真到今天，伍德笔下的有些陋习依然偶有所闻，如中国人“特别反感坐在别人刚坐过的座位上”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能见到。

　　“自从明朝被推翻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中国人不再把（辫子）这个‘附属物’视为一种侮辱或不光彩的标志。相反，他们现在极用心地打理辫子，还特别以辫子的尺寸大小和打理情况为荣”。“那些头发不够浓密的人，和我们一样，只能依靠人工手段来弥补先天不足。他们会把一条假辫子与自己的头发交织在一起，让辫子变粗而显得更得体。辫子的流行给许多街头的理发匠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没有细致入微地观察，仅凭想象，不太可能臆想出这样纤毫毕现的细节。

　　法治不彰，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伍德对此不吝笔墨，书写淋漓尽致：权力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几乎侵入每一个角落。森严的城门，形同虚设，所谓的宵禁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权势横行使得当地的百姓不敢轻易打官司，因为与其吃不了兜着走人财两空，还不如早早花钱消灾，自认倒霉。清朝法律对罪犯惩罚非常残酷，但砍头示众也未能对真正的违法行为形成震慑，因为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很可能早已打通关系逍遥法外，“很难找到不爱钱的司法官”。

　　鸦片是伍德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恶行，伍德毫不留情地进行了犀利地批判：“尊贵的东印度公司有一项规定，暴露了它推卸责任的政策，也清楚地揭示了它的虚伪和闪烁其辞。不用说，在印度种植的大部分鸦片都经东印度公司之手，也在它的直接监管下被公开出售”。1827年，伍德第一次来广州时创办了一份英文报，因披露东印度公司不少关于鸦片的内幕而被排挤回国。

　　经济是伍德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伍德行走南粤大地之时，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出版近40年，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已如火如荼，欧洲工厂生产的商品正行销全球。而中国此时市场上的商品仍旧是茶叶、丝绸等少数几样唱主角。从经营角度看，虽然中国不乏生意人，但经营模式原始落后。透过伍德的笔下可以看到，那时的中国人对于合同的理解极缺乏契约精神，更像是一次“轮盘赌”，“一旦合作失败，很少有人会上法庭，因为打官司拖沓，费用高，想要伸张正义也很难。违约者通常不辞而别，自己生下的财产随债权人摆布，而这些债权人一般都毫不畏惧”。利息也达到了惊人的12%，伍德说这比美国高两倍。

　　伍德的这些记录离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访清已三十余年，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仅十余年。至少从时间上看，该书所描述的南粤大地的风土人情，如同清朝从强盛走向衰弱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败几乎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政府的腐败与弄虚作假无所不在，那些正直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很快被当地官员“排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不懂兵法的清军将炮台设在敌方火炮可以轻易平射的滩涂上，而不是具有更高军事价值的高地。倘以历史视角回望，伍德就像是在描述一个暴风骤雨即将降临前夜的南粤大地，仅仅十多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在南粤大地点燃，虚弱的清廷迎来了他更加飘摇的时代。伍德1804年出生于美国，现有资料没能找到他后来的信息，倘若伍德身体健康，他后来应该能够看到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鸦片战争，不知他其时又会作何感想。

　　事实上，除了伍德，那时并不乏外国人出版关于中国的散记，但无一例外找不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那类溢美之词。遗憾的是，当外国人纷纷通过南粤这样的窗口窥视中国时，中国人真正批量走出国门观察学习要等到数十年后，那时中国已饱受列强的侵辱。然而，时光不会倒流，历史从来不相信遗憾。